质疑甚至否定全球化的氛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浓烈，仿佛当年徘徊在伦敦上空的重雾，让人找不到方向。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何帆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深度对话环节的主持人身份出现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上，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副所长，他对全球化发展脉络和走向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认识。正是基于他的研究背景，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话题进行了专访。
这不是第一次出现全球化逆转
中国经济时报：当前“逆全球化”之流横行，学界等也在积极反思全球化的问题，系统地阐明全球化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可以更好地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
何帆：讲全球化，我们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发生很晚的事情，认为它是线性的，如果把历史视角拉长，就会发现，全球化出现逆转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那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从各种指标来讲都不亚于这一轮。从贸易上来讲，那时已经是全球贸易体系了。凯恩斯曾经这样写道：他很怀念一战以前的生活，一个典型的英国人躺在床上，他喝的茶叶是印度进口的，通过报纸就能掌握他在美国投资的债券走势。也就是说，那时的贸易和投资国际化程度已经很高了，而且当时是国际金本位制，没有汇率问题，这对贸易和投资都很方便。
那时还有一个是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的，就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高，那时没有护照，这比贸易和投资自由流动的影响更深刻。
美国哈佛大学威廉姆斯和爱尔兰经济学家欧瑞克合写的《全球化与历史》一书中的基本结论是：在19世纪时，大西洋两岸出现了工资趋同、收入趋同的现象。这里面有贸易的因素、有投资的因素、有移民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按照他们的统计就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中国经济时报：意味着劳动力这个要素的自由流动比其他要素流动更重要?
何帆：对。它对促进全球化的作用更大。而且我们现在讲全球化是由创新推动的，但当时的创新不比现在差，当时的创新如“突然间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一样”，电、电灯、电话、电报、公路、汽车、铁路、飞机、轮船……都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所以，它对社会的改变和经济的影响，比现在技术革命还要深远。
当时大家对全球化非常乐观，既然已经到了这样的科技创新，各国经济结合这么紧密，那就没问题了，但很快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这时，很多人都不相信。当时英国政府让英国金融界作评估，会不会爆发战争?评估认为，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德国进出口商的贸易融资都是英国银行提供的，如果爆发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不可想象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为什么会出现呢?卡尔·波兰尼写的《大转型》里面讲，当时犯的错误就是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孤军深入，他的基本结论是自由市场经济跑得太快了，事实上市场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关联紧密。他有一句名言：变革的方向和变革的速度共同决定了变革的收益。虽然全球化的方向是对的，但是跑得太快了，有的人就不干了，他说停车，我要下车，不跟你玩儿了。
所以这一轮全球化出现的问题，表面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退，动摇了大家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更深刻的来讲，很多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贫富差距分化。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大家才关注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呢?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尽管没有大学学位的蓝领工人的收入一直也没有增加，但当时宽松的货币条件，他们可以较容易地借钱来维持其消费。
所以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有一篇社论说“债务才是资本主义的肮脏的秘密”，这些国家用这种方式让大家不会产生不满情绪。现在这些都没有了，收入也没有增加，银行也不借钱了，甚至工作也没了，所以大家开始愤怒了，这是反全球化爆发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原因。
贫富差距分化凸显全球化发展瓶颈
何帆：一般来讲，它有两个原因：技术和贸易，这两个原因对收入差距都有影响。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技术的原因更重要，因为需求结构出现变化，产业结构出现变化，工厂的工人越来越少。
如果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工人把你的工作抢走了，这很好接受;如果说你的工作是被技术抢走了，你会觉得自己很没用，被机器打败了。想要煽动大家的情绪，这是一种更容易的办法。所以大部分的蓝领工人，你要跟他说是技术的原因，他不愿意接受，但是你指责中国、指责印度，就更容易接受。
中国经济时报：毫无疑问，美国和欧洲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为何他们反全球化的声音反而更高呢?
何帆：更多原因还是其国内问题，只不过反映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上。其实，我们并不能把它理解成西方国家所有人都在反全球化，里面有其国内的社会矛盾。新经济更支持全球化，传统产业会反对全球化。我们应该更准确地把它表述为西方社会的分裂，原来那些被压抑的反全球化的声音突然分贝提高了。应该看到，跨国公司、经济学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大的工商业者等，他们仍然是支持全球化的。
全球化新特点：政府补偿输家
中国经济时报：西方国家出现的这种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何帆：我们应该未雨绸缪，不能等到收入差距已经分化到将社会撕裂的程度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尽快建立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包容性的发展，真正将其落实。
何帆：我们过去有一种比较天真的看法，觉得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好，对外开放范围越大越好。现在看起来也并不完全是这样，这对所有国家都是这样。
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思路，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有一个最优的对外开放的程度。开放少了肯定不行，但是过度开放也不行。我认为，对外开放应该用门户管理的思路。门户管理思路的好处是，我允许你来，这个门天天是开着的;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我可以把门关上。
每个国家现在都面临这个选择，就是在对外开放和国内稳定之间作选择，肯定是国内稳定是最重要的，先把国内的事情搞好，才能谈得上对外开放。
中国经济时报：如果说全球化出现了新路径，请问它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何帆：政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就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通过各种经济和政策手段更好地管理社会。因为对外开放有赢家有输家，所以政府的作用就是适当补偿输家，保持平衡。
要应对可能在对外开放中出现的各种外部冲击。这里有一个公式：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收益-国内管控成本。如果对外开放收益越大，对外开放的程度可以越大;如果国内管控风险能力越强，对外开放程度就可以越大;如果开放收益不如原来那么大，可以适当把开放程度下降。未来政府要在对外开放中起到一个管理者的角色。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未来的全球化方向是适时加强有效的政府管控?
何帆：政府更好地甄别出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作好收入补偿。政府要更好地管控对外开放中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例如，贸易条件突然恶化，突然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或者大规模热钱流入。
不是说我们就不开放了，只是在遇到风险的时候该怎么办?或者周边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你该怎么办?像这种情况原来可能政府会觉得只要对外开放就会好起来，现在需要进行很好的管控。
有效政府管控不会丧失全球经济活力
中国经济时报：政府管控不会使全球经济的活力丧失?
何帆：恰恰相反，整个20世纪增长最快的阶段是二战后的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时期，它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基调是节制资本，西方国家有很多限制，比如，当时对利率有限制、对资本流动有限制，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很多西方国家并没有真正实现汇率的自由浮动。恰恰在那个时候，经济发展很好。
中国经济时报：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反思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自由经济学又占了上峰。
何帆：物极必反。如果政府什么都管的话，肯定会遇到各种问题。西方国家的确也遇到很多问题，因此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私有化。
但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政府管控经济没有作用吗?它遏制了贫富分化，使得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也就是说，自由市场经济不是国家一点都不能管，那肯定会出问题。市场经济自身有很多问题，它不会寻求收敛，用凯恩斯的话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动物精神太强烈，它有时候特别冲动，有时候特别保守，所以需要政府管控起到补充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