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六盘水调研归来，写过两篇文章。一篇《“三变”改革的学理解释》;另一篇《扶贫当从供给侧发力》。本来打算就此收笔，可又觉得意犹未尽。比如怎样认识“三变”改革的价值，我认为不能仅从农村扶贫角度看。中国要整体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三变”改革将是不二之选。
是的，认识“三变”改革的价值，眼光应放得长远些。前不久与贵阳市委书记李再勇(原六盘水市委书记)讨论，他认为2020年国家实现全面小康后，“三变”还得推进。不知读者的看法，对此我深信不疑。也许有人问：“三变”与橄榄型分配格局到底是何关系?这样说吧，若不持续推进“三变”，中国多数农民不可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倘如此，形成橄榄型格局将遥遥无期。
信不信由你。请读者思考，在目前我们的分配格局中，低收入者为何会占多数?说起来原因很多，但在我看来关键是低收入者没有资产。据研究发现，收入增长存在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资产性收入增长快于劳动收入增长。试想，一个社会若只有少数人有资产而多数人没有资产，低收入者占多数是否也就不足为怪了?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资产一直都被少数人(统治阶级)占有，此乃不争的事实，无需举证，也无需解释。这里要解释的是，资产性收入增长为何会快于劳动收入增长?我曾说过，解释现象要借助理论，不能用现象直接解释现象。那么用什么理论解释呢?让我们看经济学怎么说。
研究收入分配，不能不提到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萨伊在行内大名鼎鼎，因为他提出过所谓的“三位一体”公式：“资本得到利润，土地得到地租，劳动得到工资”，这一公式学界也简称“按要素分配”。学经济的读者知道，当年马克思批判过萨伊，说他混淆了剩余价值来源与剩余价值生产条件的区别，掩盖了资本剥削的实质。批判归批判，但请注意，马克思并未因此否定按要素分配。
时至今日，学界反对“按要素分配”的人并不多，10年前，“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已写进我们党的文件。现在的问题是：各要素参与分配的比例怎么定?是资本分配多一些还是劳动分配多一些?根据经济学原理：利润乃资本之价;地租乃土地之价;工资乃劳动力之价，既然三者皆是价格，其高低当然得由供求决定。换句话说，要素分配的比例，最终要取决于它们各自的稀缺度。
懂得了这个原理，前面的问题也就有了答案。资产性收入增长所以快于劳动收入增长，原因一定是资产要素比劳动力要素稀缺。之前我分析过，农耕社会地主收入比农民收入增长快，并不是地主比农民勤劳，而是地主拥有土地，且土地比劳动力稀缺。同样道理，工业社会资本收入比工资收入增长快，也是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资本相对短缺。不然，资本性收入怎可能高于工资增长呢?
回头再说现实。我们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关键是要让低收入者拥有资产性收入。然而今天有两个难题：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不能像土地革命时期那样打土豪、分田地;第二，国家依法保护非公经济产权，也不可能重新分配企业家的资产。怎么办?于是“三变”改革应运而生。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正好可以破解这两个难题。
在我看来，“三变”改革的妙处，在于它是立足扩大资产增量，而不是抽肥补瘦。资源变资产，是将过去没有效益的资源变为可盈利的资产。举六盘水的例子，“三变”改革前，六盘水有大量林地和水域闲置，而且农民的承包地与房屋皆无完整产权。“三变”改革将其确权给农民后，农民不仅可用土地、房屋入股，还可用树木、河流入股，如此一改，农民就有了自己的资产。
农民将自己资产入股，成了股东，于是就有了资产性收入。我看到的数据，“三变”改革前，六盘水农民人均收入仅4750元/年;到2016年底，人均收入已提高到1.3万元/年。3年增长至近3倍。要特别提点的是，农民与企业已成为同一利益共同体。农民(股东)收入增长，企业主收入也增长。农民收入增加而没有人利益受损，此改革在经济学看来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
我在本文开头说，认识“三变”的价值不应仅局限于农村扶贫。这样讲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近期看“三变”可协助农村贫困户脱贫，而从长远看，则可让农民通过取得资产性收入成为中等收入者;另一层意思，是“三变”不仅能造福农民，也可造福城市贫困者。这一点是受李再勇的启发。那天听李再勇说贵阳正着手推行“三变”，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古人讲“有恒产方有恒心”。可以肯定，城市贫困人口一旦有了资产，脱贫将指日可待。
最后再说明一点，“三变”不是一种固定的农村扶贫模式，而是一种改革理念。六盘水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各地情况不同，大可不必照抄照搬。要知道，“三变”的要义在于：要让低收入者脱贫致富，关键是要让他们有资产性收入;要让他们有资产性收入，关键是要推动资产增值;要推动资产增值，关键是建立相应的利益制衡机制。
就这么简单么?就这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