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民思想先秦儒家重视民众、民心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治乱安危。《尚书·五子之歌》就提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这个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得到安宁，长治久安。最高统治者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均考虑到是否对广大民众有利，有无违背广大民众的意愿。这种重民思想其实际施行程度如何不好评估，但至少说明最高统治者在理论上、言论上是一再标榜的。
春秋时期，当政者对民的认识有了发展。在神与民关系上有一种比较开明的看法是，认为民是神之主，先民而后神。随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有的人甚至认为民的行为决定神的态度，曹刿就指出：“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在民重于神、民先于神，民决定神的认识基础上，这个时期一些当政者对民十分重视，把对民政策作为治理国家成败的关键。虢国的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陈逢滑对陈君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当政者之所以重视对民政策，是因为他们看到民心的向背决定治国的成败。如梁伯因“沟其公宫而民溃”，被秦灭亡。尔后楚国沈尹戌在讨论其灭亡的原因时指出：“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因此，君主在制定对民政策时，重点在关注收买民心，如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以德和民等。一些有识之士还认识到君主、贵族等个人的政治抱负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才有可能实现，否则必将失败。如宋国乐祁在议论鲁季氏逐其君，鲁昭公企图复国这个问题时说：“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犹可，动必忧!”当时更激进大胆的言论是人民可以抛弃、推翻侵害百姓的残暴君主。如当时卫国人民赶跑卫君，晋侯说：“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师旷回答说：良君“养民如子”，“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如果君主是“困民之主”，民众赶走他是合乎天理的。
战国时期，重民思想又有明显的发展，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孟子与荀子的有关言论。孟子对民十分重视，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言论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人民是最重要的，社稷次重要，君主第三重要。孟子的人民最为重要的思想，可从两方面予以理解：其一，民之向背关系国家兴亡。孟子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显然，孟子认为统治者如失去民心，失去民众，就会失去对这个国家的统治，甚至连自身性命都不保;如得到民心，得到民众，就会拥有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其二，民是统治者的财用之源。如统治者失去民众，就断了君主的财源。无民则君主不能行事。
据荀子称，君舟民水是孔子提出来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君舟民水论形象地阐述了一条真理：一方面民是君主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看到了民的力量能够推翻君主的统治。《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了孔子这样一句话：“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荀子借此进行发挥，把木比作君，把民比作鸟。“君善，民则择之;不善，则弃之。”《荀子·富国》中竟有一段大胆惊人之语：“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鬻)其城，倍(背)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由此可见，荀子认为现实中发生臣子杀死其国君，下级杀死其上级，把整座城市出卖给敌人，背着国君或主人而失节，不会为国君或主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出现这些事情没有其他的原因，都是因为国君或主人咎由自取。
《吕氏春秋》作者认识到在治理国家中，民众是不可缺少的，如失去民众，就丧失了治国的根本。《吕氏春秋·用众》篇云：“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因此，在作者看来，“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宗庙之本在于民”。君主要统一天下，就必须重视民的问题，要推行爱民、利民的大政方针。历史证明，君主只有“忧民之利，除民之害”，才能统一天下。《吕氏春秋》中关于重民的思想，是吸取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思想。这就是对于民众仁爱的人，做事就会很顺利，无所而不往。
保民、惠民思想先秦时期，与重民思想紧密联系的是保民、惠民思想。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中，重民思想是其实施政策性工具的指导，是对被治理者——民众的定位;而保民、惠民思想是实施政策性工具的依据，是治理者对待被治理者的政策。
周公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保民”，如他反复强调的“用保乂民”“用康保民”“应保殷民”“惟民其康乂”，以及“裕民”“民宁”等，总之，通过保民使民众安宁、富裕。
周公保民的具体政策思路是“明德慎罚”，这一政策思路的落脚点是关心民众之疾苦。周公提出：“恫瘝乃身，敬哉。”意为要把民众的苦痛看作自己的苦痛一样，加以重视。如果统治者怀着这样一种关心民众疾苦之心来治理国家，那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使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周公强调治国要体察民情，“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这就是要知道耕作的艰辛，关心人民的疾苦，特别是对孤寡老人，应另加照顾。
先秦时期，从总的情况来看，各诸侯国普遍存在着地广人稀的情况，因此，农业生产缺乏劳动力，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各国重视采取惠民政策，以安定本国民众，不使他们迁徙到国外;甚而竞相招徕他国之民来本国从事生产。《商君书·徕民》载：战国秦昭王时期，秦国地多人少，田宅有余;三晋地少人多，田宅缺乏。但是，三晋之民即使是想得到田宅也不愿到秦国来，这是因为秦国太苦。所以，有大臣向秦昭王建议对外来之民实行“利其田宅”“复之三世”等优惠政策，以招引三晋之民。秦国如能用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耕，用原来的秦民对外作战，那就能获得“富强两成之效”。
为了治理好国家，《吕氏春秋》作者也提出君主要有爱民之心，实行德政。君主如爱民利民，行仁义德政，人民就会服服帖帖听从指挥，甚至乐意为君主而牺牲;不用奖赏也会做好事，不用惩罚也不敢做奸邪之事。
这种爱民、利民、行仁义德政的实质，是要求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应该有一个限度，如超过了这个限度，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其结果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仇也，由是起矣”。正如《吕氏春秋·义赏》所说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如对民众的索取也像竭泽而渔式的一网打尽，那明年就打不到鱼了。
在治理国家中，刑罚是不可或缺的，但在使用刑罚时，必须注入仁义，必须依托于爱民利民之心，刑罚才能顺利地得到实施。在使用刑罚时注入仁义，其目的在于引导人民向善。在使用刑罚注入仁义时，必须公平无私，才能达到引导人民向善的目的。如果单方面地使用刑罚，往往会适得其反。
管仲认为，政令之所以能贯彻执行，在于顺应于民心;政令之所以会废弛而不起作用，则是由于违背了民心。只有能使人民佚愉欢乐的人，人民才会宁愿为他忧患劳苦;只有能使人民富裕尊贵的人，人民才会宁愿为他安于贫穷卑贱;只有能使人民安全稳定的人，人民才会不惜为他危殆倾坠;只有能使人民有条件养育儿女后嗣的人，人民才会不惜为他而灭绝后嗣。统治者对待人民，只有先给予，然后方能求取，能够给予也就能求取。统治者必须懂得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