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外交历史上，发生过许多精彩的故事，其中蕴藏着深刻的外交思想，体现出中国“和合”的外交智慧。
“和而不同”的外交思想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和而不同”的“和合”外交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立，国家纷争。面对各国的差异，营造和谐相处的关系是重要的外交问题之一。正如孟子所说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合”外交就是要承认彼此差异、不求完全一致。在晏子的故事中就体现出了“和而不同”的外交思想。
有一次，齐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遄台随侍，梁丘据也驾着车赶来。齐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谐啊!”晏子回答说：“梁丘据只不过是相同而已，怎么能说是和谐呢?”
晏子批评梁丘据能同而不能和：国君认为可以的，梁丘据也认为可以;国君说不可以的，梁丘据也说不可以。然后，晏子打比喻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并得出结论：“同之不可也如是。”“和”与“同”，看起来很相似，实际上大不相同。
中国人自古就主张“和而不同”，《论语》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在外交关系中也是如此，各个国家都不尽相同，也会存在分歧矛盾，但是应当认识到世界正是因为不同才会如此丰富多彩，“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古代的外交故事告诉我们要认识到各自的不同，做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才能“和合”共生。
“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
中国古代崇尚“和平友好”的“和合”外交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平友好”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墨子讲兼爱、非攻、止战，“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反对一切不正义的战争，倡导和平。世界各国，要交流，而不是交战;要对话，而不是对抗;要相爱，而不是相恶，特别是邻国之间更应当和平友好相处。
《左传》记载，鲁隐公六年，郑庄公侵入陈国，并获得胜利。但是在前几年，郑庄公曾经请求与陈国讲和，但是陈桓公没有答应。于是，陈国大臣五父就劝谏陈桓公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意思是说，与仁义相亲近，与邻国关系和平相善，这是我们国家之宝啊，您还是答应郑国的请求吧!“亲仁善邻”体现古代儒家所追求的国与国之间应当和平共处、和睦友好的目标。
但是，没想到陈桓公却说：“宋国和卫国才是真正的祸患，郑国能做什么?”于是就没有答应郑国的请和。对于陈桓公的短浅目光，选择与邻为恶的做法，《左传》中评论说道：“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意思是君子说过，善不可丢失，恶不可滋长，这说的就是陈桓公吧!滋长了恶而不悔改，马上就得自取祸殃，即使想要挽救，又怎么能办得到呢!最后，陈桓公出走丧命，陈国也自此大乱，国势日衰，走向了灭亡。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亲仁善邻”是中国古代“和合”外交思想在诸侯国关系方面的运用。当下，中国有很多好邻居。中国坚持与周边国家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所讲的：“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做自卫战争。”
“国虽大，好战必亡。”国家即使再强大，但喜好战争也必然会败亡。所以，一个国家如果不希望战争的阴霾笼罩在自己头上，也不要对其他任何国家发动战争。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也希望别人的国家繁荣富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像朋友一样、像同胞一样。就像西方所说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世界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只有创造“和平友好”的“和合”外交关系，才是人间正道。
“合作共赢”的外交目标
中国历来追求“合作共赢”的“和合”外交。只是自己发展，不如大家一起发展，加强互利合作，才能产生“1+1>2”的积极效应。作为中国海洋历史上的一大创举，郑和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也是中国与他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典范，创造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和合”外交。
明代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之间，朝廷派遣郑和先后7次远航西洋，历时28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航海事业的飞跃。对于郑和的航海成就，明史学家吴晗评价说：“可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郑和率领了一支由200多艘大小船舶构成的庞大舰队，据资料记载每次航行的人数都在27000人上下，从中国太仓的刘家港起锚，航行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的地方到达了非洲。
最重要的是，尽管郑和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但是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侵略和掠夺他国的事情，更没有充当“海上霸主”，留下的只有中国同沿途各国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历史佳话，许多都传诵至今。
郑和在出使的过程中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进行了大量的贸易往来，送出丝绸陶瓷等精美工艺品，换回了各国的奢侈品和珍禽异兽。郑和自己宣称下西洋是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明永乐皇帝明确指出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恒遣使敷教化于海外诸番国”。这些无不彰显着向往合作共赢、促进共同发展的精神。郑和的这一壮举，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早半个多世纪，堪称“大航海时代”的先声。因此可以称郑和为东西方交流的使者和伟大航海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郑和宝船至今仍被视为“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象征，是中国古代“和合”外交的重要见证。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当前，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此时，我们更应当从中国古代的“和合”外交中汲取营养，助力形成“和而不同”“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和合”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