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探索、改革、发展与创新是我国高考制度延传变迁的永恒主题，更是为了满足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必然举措。从总体而言，我国高考制度的百年变迁经历了探索期（1921—1949年）、初创期（1950—1965年）、挣扎期（1966—1976年）、突围期（1977—1984年）、重建期（1985—1998年）、调整期（1999—2009年）、发展期（2010—2016年）和创新期（2017年至今）八个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报考资格、高考形式、考试内容、招生方式、招生机制等方面的变化。我国这一百年的高考制度改革不仅是社会变迁博弈的焦点，更是面临复杂艰巨形势实现创新发展的结果，蕴含着其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一，报考资格历经“特定招生—严格限制—全面放开”的变化。高考报名资格的限定，不但决定了高校招收生源的对象群体，更决定了高等教育选择权的合理分配，从根本上反映出党要培养哪些人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高校入学资格主要来自工农出身的指战员、军政干部，以服务于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国家需要和生源数量是研制高考报名资格的两大要件；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个体终身发展需要也成为研制高考报名资格的重要因素，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虽然竞争激烈，但形成了公平公正、早出人才的局面。大学入学条件取消年龄与婚否限制，实现“全面放开”，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事实证明，高考报名取消年龄与婚否限制和开放异地高考等举措，有助于落实以人为本原则，促进人人成才的需要，让人们了解求知没有年龄限制和城乡差异；让大龄青年重燃希望之火，促进教育机会平等，人人都能够借助高考改变命运，从而有利于尽快构建全面终身学习型社会。
第二，高考形式呈现“推荐招生—全国统考—分类考试”的趋势。大学报考资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考的形式。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边区和解放区主要采取推荐招生的方式，并对高校招生进行调控与指导，旨在培养大批军政青年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对高校招考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与创新。在高考形式上，实现了由各大行政区联合招生到全国统一招生的伟大转变，并进行了诸如春季高考、单独招生、分省命题、分类考试等一系列的实践与探索。推行高考制度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明智的选择，取消高考制度虽然也算是一大“创新”，但取消高考不是消除应试教育、减轻学业压力的最佳选择，而分省命题、单独考试、注册入学、春季高考等高考变体的试点与实验，为高考分类考试积累了很多经验，现今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正在极大地促进普职教育结构性调整与改革，意义重大。
第三，高考内容具有“全面考察—文理分科—自选科目”的特征。一百年来，我国高考内容经历了从重视政治考察到侧重文化考核的过程，这是由从培养党政革命干部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转变决定的。特别是自1954年确定“文理分科”考试到目前实现“自选科目”的转变，一方面体现在高考文理分科的规定性，另一方面体现在高考科目的变化，但从知识检测到能力考查才是高考内容变化的本真内涵。高考取消文理分科、减少高考科目、减轻考生负担、突出能力和素质的考查一直都是高考内容改革的努力方向，但这又是矛盾的。原因在于，一是高考取消文理分科意味着高考科目包括文科与理科，这势必加重考生负担，也违背学生的个性差异；二是减少高考科目意味着高考文理分科，高考文理不分科很难减少高考科目；三是仅靠高考根本无法全面考察学生的各项能力和素质；四是高考的“指挥棒”功能导致普通高中向高考妥协的现实，普通高中很难挣脱应试教育牢笼，很难真正减轻考生负担。因此，今后还要加大高考内容改革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探索高考科目与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平衡支点。
第四，招生方式实现“命令选派—统一招生—多元录取”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大学招生主要采用命令选派的方式，这是由当时高等教育的目的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例如，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学府，招生主要以命令的形式从各根据地抽调高级干部，各根据地再对所选派的高级干部进行全面考察。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为了解放全国人民的革命史，尤其从红旗插上井冈山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在革命根据地开启了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级干部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统一招生长期以来都占据主导地位，并构建了全国统一录取机制，逐步形成了以全国统一招生为主、自主招生为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而高考招生方式由统一招生到多元录取的转变，本质上体现了国家主义向高校本位、考生本位立场的转变，为高校招生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做出了很多创新之举，如高校单独招生、保送招生、推荐入学、定向招生、协作计划招生以及自主招生等。当前，我国的“多元录取”机制尚待完善，原因在于高校自主招生的权力不充分，还无法挣脱“全国统考”的限定。伴随着“强基计划”的实施，高校自主招生完成了阶段性使命，但“多元录取”仍然是今后高考招生方式的重要努力方向。
第五，招生机制显现“党委领导—政府调控—高校自主”的态势。高考招生机制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因而必须牢牢掌握教育的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后所形成的全国统一招生体制，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考”所寄予的公平、科学与效率的愿望。当前，扩大高校自主权、推行招考分离方式、实现高考的社会化等也一直都在进行中，因而招生机制从总体上表现出从国家控制到高校自主的发展态势。我国高考政策设计者一直都在以高考制度改革来引导基础教育健康发展，以有利于高校选拔人才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这在本质上反映了党和国家对高校招生权限的“下移”与高校招生权力的“回归”，但高校自主招生之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优化基层实践。实践证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仅是进一步完善高校招生机制的重要保证，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考制度的必然选择。
总之，我国高考制度的百年探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所创新与突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而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高考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更是我国百年高考改革的基本规律。同时，对我国高考制度百年改革的探讨，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最大经验是必须坚持高考、不断完善高考，而最大教训是否定高考、取消高考；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今后还要积极推进高考社会化，加强专业化建设，逐步实现高校与考生之间直接的双向自主选择，为促进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科学公正的高考制度保障。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高考综合改革循证实践路径研究”（DHA19037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