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和城市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聚落的两种主要形式，承载着人类的繁衍生息。自城市产生以来，人群就分成“城里人”和“乡里人”“市民”和“农民”，从而产生了城乡差别和城乡对立的矛盾关系，并且成为人类社会不同时代必须面对的基本矛盾之一。可以说，城乡关系发展的矛盾变化，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缩影。马克思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深刻揭示了城乡矛盾发展关系的变化规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就高度重视城乡矛盾关系的变化，并根据不同时期自身的纲领和要实现的发展目标，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探索破解城乡矛盾关系的道路，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融入到探索、调适和破解城乡矛盾关系中，为激发城乡发展活力，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提供坚实的物质和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围绕以“三农”问题为中心的城乡关系矛盾解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可学习、可复制的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治国理政的最重要的宝贵精神财富。
城市和乡村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中国传统的城乡关系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产生了异化，“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城乡关系成为极其对抗的矛盾，自给自足的乡村小农经济在外生力量的驱动下，成为城市发展的附庸。这种异化了的城乡关系，只有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通过艰难的探索和不断的拨乱反正，才逐步走上正确发展轨道。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和发展目标，遵循城乡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科学处理城乡关系，使城乡关系发展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城乡关系探索史。
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城乡关系探索的成就和经验，对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存在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良性互动，消除城乡差别，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现实国情，开始了城乡关系处理的百年艰难探索，经历了城乡割裂对立、城乡分立分治、城乡改革调整、城乡协调互动、城乡融合一体五个阶段，同时根据每个阶段、不同时期的发展任务和要实现的目标，制定相应的城乡发展战略，分别采取农村包围城市、农村支撑城市、要素双向流动、城市反哺农村、城乡均衡发展的政策和策略，探索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发展的中国化道路。
城乡割裂对立阶段（1921—1949年），农村包围城市，谋求救国之道。深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压榨的旧中国，乡村衰落破败，城乡关系处于割裂和对立状态，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农村人口处在赤贫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重视农民在革命中作用、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重要性，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没有照搬“中心城市暴动”理论，而是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视为革命胜利的关键，以农村为中心，立足农村根据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在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土地法令，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农民，团结最广大的农民，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反动势力盘踞的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结束城乡关系割裂对立局面，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城乡分立分治阶段（1949—1978年），农村支撑城市，实现工业化城镇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的工作重心随着任务目标的变化也随之发生变化。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工作重点在乡村，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样一种工作方式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开始“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构想，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尽管毛泽东同志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确保国家安全成为当务之急，中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等制度体系，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形成了城乡分治局面。在经济上，通过对农村粮食的统购统销和农产品价格管制，形成了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农村和农民通过显性的农业税和隐性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向工业和城市贡献了大量资金，保证了城市的稳定和发展，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医疗、养老、退休等福利保障只为城镇居民提供，农民只能从集体得到少量福利，城乡差距明显，农村贫困人口增加，温饱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农业支持工业的结果，使中国总体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城市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国家安全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经受住了考验。
城乡改革调整阶段（1978—2002年），城市优先发展，二元结构失衡。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按照“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思路，变革生产关系，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制度改革开始，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与统购统销制度。中央连续发布关于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促进了农村发展，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村生产力得到释放，土地产出大幅增加，农村劳动力得到解放，催生了乡镇企业发展，农业总产值迅速提高。接着改革向城市拓展，价格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用工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陆续实施，城乡要素加速自由流动，资源大幅度向城市倾斜，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民工投入城市建设，为城市发展创造了巨大人口红利，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被城市用来开发房地产，使城市获得农用地转用的土地增值红利，城市迅速繁荣，农民继续以农业税的形式对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大量的资金要素从农村单向流入城市，城乡要素配置不均，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固化，城乡失衡严重。
城乡协调互动阶段（2002—2012年），城乡互动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党的十六大针对二元结构失衡、城乡差距扩大的现实，提出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中国共产党城乡关系探索进入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阶段。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从2002年开始在全国农村推行税费改革，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延续1000多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国家还出台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四项补贴”政策，补贴的范围和规模持续增加，实施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务工落户；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改进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提升农民福利水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迈出重要步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农村农民，农村义务教育被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给乡村输血”转变为“给乡村造血”，促进了城乡要素流通，既加快了城镇化的发展步伐，又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城乡关系进入协调互动发展阶段。
城乡融合一体阶段（2012年至今），城乡均衡发展，共建共享共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高度重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3年党中央召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次将“城乡融合发展”写入党的文献，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发布，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城乡融合一体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加快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地、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得以确立，赋予了农民更多财产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转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城乡人口和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城乡二元体制的关键性制度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突破63.89%。
中国共产党百年城乡关系探索，是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成功实践，它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并将城乡融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从形态到内容，从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精神文化、生态环境到治理模式，系统整体地融汇成城乡生命共同体，以达到最终消除城乡割裂对立和城乡差别的目标。
时空形态上的融合，是城乡融合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根据革命和建设的需要，采取不同的融合策略。特别是发展到今天，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资源，大力矫正传统的城是城、乡是乡的一元思维、单向模式，将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以及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航空网、河运、海运港口网等硬件基础设施，赋能于城乡融合，在空间上、时间上将城乡连成一体，使城乡在物理层面和功能层面无缝对接，有序融合成为星罗棋布的网状结构，城中有乡，乡中有城，城乡相间，动静相宜，高度融合。
经济生活上的融合，是城乡融合的保证。只有按照城乡不同的资源禀赋，改变人口、金融、土地、科技、信息、智力、文化等要素单向流动模式，实现无差别地在城乡之间双向顺畅流动，消除长期以来城市对农村稀缺要素的抽水机效应、虹吸效应，实现人流、物流、金融流、信息流的城乡互通，打破区域的封闭性垄断，破除地方主义，通过产业分工，将城乡的生产和消费、流通和分配链接在一起，形成城乡一体的供应链、流通链、消费链，打通传统割裂分散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关系，构建起新型的适应城乡融合一体的业态，实现城乡利益互惠性，消除城乡经济要素流动收益结果的“利益互惠性差距”。
生态环境上的融合，是城乡融合的升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实现城乡生态环境的融合，保障城乡居民无差别地享有空气、水、植物、动物等自然因素的“数量和质量”，城乡之间实现“生态安全——环境宜居性”同构，构建起城乡“生态安全、环境宜居”的和谐共存体。
公共服务上的融合，是城乡融合的标志。打破户籍二元藩篱，保障城乡水、电、气、通讯、信息、厕所、污水处理、垃圾治理等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建立全覆盖、普惠性的教育、医疗、失业、退休、养老保障体系，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消除“市民”“农民”的称谓和福利待遇差别，实现城乡居民在获取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公共安全、就业服务、养老保障、公共福利等基本公共服务上的“真实权利义务平等性”，实现城乡声气相通、血肉相连，富有弹性和韧性，使城乡居民平等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平等享有现代社会人的尊严。
精神文化上的融合，是城乡融合的灵魂。文化上的认同、精神上的归属是城乡是否真正融合的终极标志，破除城乡居民在精神文化上的差异性，消除城乡居民内心深处的隔膜，实现城乡居民的价值共享性，达成城乡居民的形融心容、心心相印，丰富城乡的精神文化家园，使城乡拥有共同的灵魂和共同的精神动力。
治理体系上的融合，是城乡融合的路径。城乡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链条上的平等单元和微观元素，按照“由谁来作决定、用什么方式作决定、由谁来解释、谁可以评价”的治理逻辑，实现城乡各阶层居民融合发展目标、手段、路径、标准等的“认知共识性和情感认同性”，体现城乡融合手段的统一性和共识性，消除城乡治理权力运用、手段使用、路径采用、标准分用上的差距，确保政府对城乡居民情感的平等性和真诚性、城乡融合评价权、解释权、发展权的同一性，从而建构起城乡融合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与时俱进，创造性地通过“缓解—改善—互动—协调—一体”的实践路径，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农村支撑城市”“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城乡融合一体”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渐进式地化解了延续几千年的割裂对立的城乡关系，为中国走出城乡融合一体、消除城乡差别之路，积累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坚持党的领导是处理城乡关系的坚实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同样也是处理城乡关系的坚实保障。革命战争年代，党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城市和农村调动广大工人、农民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组织武装起义，使中国革命拥有了最为坚实的群众基础，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成功之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不断提升组织力，在城市和乡村建立和健全基层党组织，使党组织成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坚强战斗堡垒，确保了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和城乡社会的稳定；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人民从农村开始，然后逐步扩展到城市，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逐步调整完善了城乡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依靠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脱贫攻坚、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并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得到贯彻落实。
坚持人民至上是处理城乡关系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贯穿于城乡关系处理的一切工作和决策中，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党处理城乡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并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广大农民的力量为依托，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保障了人民群众对生存安全的需求；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不同的城乡发展政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改善人民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来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处理城乡关系的宏伟目标。国家要振兴，乡村必振兴；乡村要振兴，城乡必融合。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处理城乡关系，服务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阶段性目标任务。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抓住城乡关系中存在的对抗性矛盾，依靠广大农民，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迈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迫切需要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保障自身安全，农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支持，使中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确保了国家安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重要一步；改革开放时期，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由农村改革起步，并倒逼城市改革，激发了城乡发展活力，夯实了民生保障底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断补足乡村发展短板，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实现“强起来”的目标奠定了基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动力。
坚持顶层设计与尊重基层探索相结合是处理城乡关系的有效途径。城乡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城乡关系上，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确保城乡关系稳定发展，没有出现大起大落。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求真求实，理论联系实际，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以井冈山为代表的十四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以延安作为根据地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实施统购统销制度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通过自我积累，自力更生地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时期，及时将基层实践探索和创造的改革开放经验上升为顶层设计，渐进式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取得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充分重视“三农”的作用和价值是处理城乡关系的行为准则。“三农”问题是城乡关系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解决了“三农”问题，就抓住了城乡关系矛盾解决的关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动派力量薄弱的农村成为中国共产党立足、发展的根据地，农民是武装革命的基本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缓和城乡矛盾，改善城乡关系，实施城乡兼顾，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既充分肯定和尊重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同时又始终瞄准新型城镇化方向和目标，走出了一条“农村支撑城市—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城乡融合一体”的城乡关系发展之路。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思想发展史”（项目编号：18ZDA012）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