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既出于现实需要，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依据和基础。具体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大致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长三角地区是江南的核心区域。江南作为一个区域概念，在历史上有一个演变过程。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包括了长江中下游以南、岭南以北的广阔地域。长江下游南部地区虽然也属江南范围，但更多时候被称作江东或江左。这是因为，长江在安徽芜湖与江苏南京之间骤然改变流向，呈西南—东北状，而历史上的芜湖曾是两岸往来的主要渡口，北方人视渡江为向东，而非向南。所以以这一段长江为标准确定东西和左右（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1992年）。
隋唐以后，江南地区的概念逐渐明朗化，大致包括自今湖南西部东至大海的长江南部地区。由于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几个区域亚块。以今天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为中心的太湖周边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大致相近，气候温润，水网密布，鱼米丰饶，经济发展最为迅速，文化事业蒸蒸日上，加上山川秀丽、风物清嘉，备受瞩目，江南的内涵随之变化。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范围大致包括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今上海）、常州、嘉兴、湖州、杭州六府以及太仓州，或加进江宁（今南京）、镇江二府，成八府一州之地（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这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笔者认为，这八府一州应是江南的核心区域，从经济、文化联系角度而言，其边缘区域应该包括浙东地区、苏中地区、皖南区域。而这一划分就基本与现今所说的长三角地区重合了。所以，尽管长三角内部也存在地理情况、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但相对于中国的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的差别而言，这种内部差异就不明显了。
历史发展的共同基础。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具有共同源头。大致而言，浙东地区的原始文化一般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而差不多同一时期在太湖流域则有马家浜文化。这两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尽管存在不少差别，但由于地理环境相近，表现出的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距今五千年前后，今天的江、浙、沪地区大都处于良渚文化范围，表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方面的文化面貌基本相同。从良渚文化的空间分布和发现遗址看，当时良渚古国只有一个中心，即良渚古城。遍布江浙各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了大型玉器琮与璧。按照《周礼》中的说法，“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祭祀天地是一种特权，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能进行。日本学者在比较了这些地方出土的玉器，尤其是作为权力象征的玉琮后认为，它们绝大多数由居住在良渚古城的玉工们制作，由良渚的贵族集团派送、馈赠给各个地方，以这样的方式承认各地贵族的地方治权，换取他们对“中央”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达到对各地方实行某种程度统治的目的（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
在良渚文明的故地后来出现了吴、越两个国家。大致在夏朝的中前期，夏禹的后人在浙江的会稽地区（今绍兴）建立了越国，这是当地出现的第一个国家政权，故后世将浙江的地域文化概称为越文化。大约在3000年前的商代末年，西北地区周族的太伯、仲雍“南奔荆蛮”，得到土著民众的支持，建立了号称“勾吴”的国家。由于这是苏南地区出现最早的国家政权，故后世将苏南的地域文化（含上海地区）称为吴文化。吴、越两国经过长期发展，在各自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发生了冲突，终于在春秋时期上演了吴越争霸的活剧。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带兵进攻越国，遭到大败，自己也因伤势过重而亡。其子夫差继位后，经过三年的励精图治，攻克越国都城，仅给越国保留了浙东地区的一小块土地，越王勾践亲自来到吴国服役三年。此后吴国把主要精力放到北上中原的争霸战争中。当时吴国的大臣伍子胥多次反对北上中原，主张灭掉越国，其理由主要是吴、越两国“同气共俗”，吴国得其民可以驱使、得其地能够使用。与此不同的是，北方的诸侯国耕作方式不同、语言不通、风俗不同，很难统治。可见，吴、越地区环境相同、土壤相同、语言相同、风俗相同，虽处于两个政权的统治之下，实际在地域上是一体的。然而吴王夫差没有接受伍子胥的劝谏，一心北上争霸。而归国以后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经过近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励精图治，终于在公元前473年灭了吴国。吴地处于越国的统治之下，越国的地域范围大致上相当于现在的长三角地区。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长江下游地区设立会稽郡，领有吴、越两国大部分的地域。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孙坚父子据有江东，建立吴国，使天下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当时的江东包括了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以后政权都大力经营江南地区，使得江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开始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程。在此过程中，长三角地区经济、文化高度融合，频频以“江南”概念出现在文人笔端和史书之中，如唐代著名文人韩愈曾说，“当今赋出于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说明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尤其随着大运河的开通，运河成为连接南北的主要交通动脉，使得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而长三角地域内部的整合也在加速，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而长三角地域内部的互动与整合，可用以下例子说明。
其一，边缘与中心的互动——以徽州与苏南为例。相对于太湖流域而言，安徽徽州处于江南地区边缘。明清时期，苏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前来淘金，其中以徽州地区的商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活动最为频繁。他们以从事棉布业、丝绸业、粮食业、木材业、典当业等为主要生业。以典当业为例，不仅南京、苏州等大城市的典当业由徽商把持，甚至各个县城、市镇亦是如此。史书记载，清初江阴县的典当铺，大半由徽商所开；清初常熟县城有38家徽州典商。范金民教授断言，“遍地徽商之语用之于明清江南是最符其实的”（范金民：《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因为徽商人多势众，财力很强，在苏南地区的城市、市镇创建了很多同乡会性质的工商业组织——会馆，如南京有新安会馆、徽州会馆、新歙会馆、安徽会馆等，苏州有徽郡会馆、安徽会馆等。即便是在县城、市镇也有不少，如吴江县盛泽镇有徽宁会馆等。据《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所收《徽宁会馆碑记》所说：“凡江浙两省之以蚕织为业者，俱萃于是（指盛泽）……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泽尤汇集之处也。”徽商等商帮将江南核心地区的丝织品和棉布等商品运销各地，将外地商品如粮食等运往江南各城镇，既加强了江南地区内部的商品流通和经济整合，也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逐渐形成。
其二，中心地域内的互动——以上海与苏南为例。明清时期，苏州不仅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重要经济中心。时人称，“人间都会最繁华，除是京师吴下有”。京师指北京，吴下即指苏州。而当时的上海，不过是僻处海滨的一个小镇。上海的崛起，先是因为被选为通商口岸，继而在太平天国时期获得快速发展。上海被选为通商口岸，与苏州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密不可分。据记载，清朝嘉庆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扩大对华贸易，曾设想在广州以外另辟一个通商口岸，但公司内部对于开设地点发生了严重分歧。东印度公司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塞缪尔·鲍尔（Samuel Ball）曾专门撰文，分析指出苏州是中国货物最大的市场，而上海是苏州的门户，力主将通商口岸设在上海，认为“上海作为一个贸易口岸，其重要性取决于苏州府”，“对进口贸易来说，苏州府或许是全中国最适宜的地点”（李荣昌：《上海开埠前西方商人对上海的了解与贸易往来》，《史林》1987年第3期）。正因为有这样的前提，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就顺理成章了。1860年前后，太平天国军队从南京一路向东，开辟苏福省，占苏南及浙江一部分地区，迫使官僚富豪、地主士绅携家逃往上海，带来大量资金，为上海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在上海的带动与影响下，周边城市如宁波、无锡、苏州、常州等也积极发展近代企业，使得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中心地区。
由上可知，长三角地区的内部整合早已开始，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中心与边缘、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乃至乡村腹地之间存在着密切互动，一体化的趋势事实上早就启动。
相通的地方语言。从历史上来看，长三角地区的语言以吴语为主，还有北方语言系统的江淮官话以及南方地区的闽南话、闽东话和少数民族语言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与历史上的多次移民密切相关。吴语分布的区域，大致包括江苏南部，上海及其辖区，浙江全境，浙江与江西、福建毗邻地区，以及安徽皖南一部分地区（傅国通等：《吴语的分区（稿）》，《方言》1986年第1期）。可以看出，其地域范围基本与长三角地区重合。虽然由于时空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吴语区内部的空间差异，但总体而言，吴语区的地域文化可以用吴越文化概括。而吴越文化的区域范围也大体上是长三角的范围。
(作者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