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军事预警系统
交通和通信系统，不仅是平衡国土资源空间分布不均的主要手段，也是维持国家大一统的基础设施，及时准确的军事情报预警和传递尤其如此。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自己被犬戎所杀的故事，家喻户晓。
烽火是中国历史上传递速度最快的军事预警信号系统。汉代烽火传递的速度是每汉时不得低于一百汉里，即每小时不能低于三十公里，实际传递速度，远高于最低速度。烽火报警的信号是以不同数量的火光、烟、标志物等的组合来实现的。“其烟看放时，若无事，尽一时；有事，尽一日。若昼放烟，至夜即放火，无事尽一夜。若夜放火，至天晓还续放烟。从烽放讫，前烽不应，烟尽一时，火尽一炬，即差脚力人走问探知。失堠或被贼掩捉，其脚力人问者即亦须防虑，且至烽侧遥听，如无消息，唤烽师姓名，若无人应接，先径过向前烽，依式放火。仍录被捉失堠之状，告所在州县勘当。”不仅失堠或被贼掩捉时需要邻近烽师勘察情况并衔接，遇到恶劣天气也是。据《居延新简》载，汉代“匈奴人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具烽火者，亟传檄告，人走马驰，以急疾为[故]。”唐代也有类似的方法，“若昼日阴晦雾起，望烟不见，原放之所即差脚力人速告前锋；雾开之处，依式放烟。”唐代时，烽火预警信号已大体能传递入侵者的规模信息。
尽管如此，烽火也只能是军中之耳目，豫备之道，且易受敌人干扰，如匈奴人经过多年的观察，掌握了汉代边塞烽火信号的规律，不时地释放假烽火，干扰正常信号传递，让边塞将士虚惊慌乱一场。因此，准确详细的战争情报，只能凭借政府运营的驿传系统来传递。
军情快递制度与速度
驿传，作为传统中国的主要交通通信系统，不仅集客货运输和通信于一体，而且军政合一。驿传动力主要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而人畜每行走一段路程，都需要补充能量和休息，因此，历代都在驿路上每隔十里、三十里、五十里等不同距离的节点，设置了驿、站、塘、台、所、铺等机构。无论慢行的客货，还是急行的官军、粮草，又或是加急传递的最高军事情报，都属驿传业务。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汉晋时期，最快的军事情报是由持“羽檄”的使者传递的。汉高祖刘邦曾以羽檄征天下之兵，未果。可见羽檄是皇帝征召军人和快递军情的凭证。“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取其急速若飞鸟也。烽火与羽檄从汉代起就成了边塞战事的代名词。因此，“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就成了国家无战事、和平安宁的象征。羽檄为征兵之书，军情紧急，通常是快马不分昼夜接力传递，因此，传递速度比每汉时十里的“书檄”要快很多，即日行五百里。五百里是汉晋时期驿马接力长跑的距离，也是羽檄传递的最快速度。
西周时已建有交通通信系统，但将其转变为大一统国家的驿传，无疑是秦始皇的功劳。《睡虎地秦墓竹简》载秦时驿站设置是：“三十里一传，十里一亭。”即每相隔十里，就要设一亭，为往来驿传人员与马匹提供完备的食宿。尽管秦始皇凭借驰道和邮驿，建立了完整的国家交通运输和通信系统，但秦的国家命运最终还是栽在符玺和驿传上。秦时，管理国玺、羽檄之类印信的官员为符玺令。李斯和赵高，正是利用了符玺令这个职权，私自截留秦始皇的遗嘱，置太子扶苏和蒙恬于死地，将胡亥扶上了皇位，导致嬴秦二世而亡。正如后人所言：“昔秦尚权诈，官非其人，符玺窃发，而扶苏殒身，一奸愆命，七庙为墟。”当然，作为国家管理人员，有人借符玺谋权篡位，还有人不惜用生命保护符玺，主持正义。汉因秦制，置符节令丞。《汉书·循吏传序》云：“昭帝幼冲，霍光秉政，殿中夜惊。光召符玺郎取玺，郎不与，光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光壮之，增秩二等。”一正一反两个案例，可见国家印信正确使用与否，对国家命运有重大影响。
隋置符玺郎，唐承隋制，后因武后恶“玺”字，“改为宝。其受命传国等八玺文，并改雕宝字。神龙初，复为符玺郎。开元初，又改为符宝，从玺文也。”唐的符宝郎“掌天子八宝及国之符节，辨其所用。有事则请于内，既事则奉而藏之。”其中符节与驿传密切相关。“凡国有大事，则出纳符节，辨其左右之异，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而在诸多的符节中，“所以给邮驿，通制命”的传符，无疑是驿路常见的符节。与“所以起军旅，易守长”的铜鱼符不同，传符是银牌。《宋史·舆服志》载：“符券。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则门下省给之。其制，阔一寸半，长五寸，面刻隶字曰：‘敕走马银牌’，凡五字。首为窍，贯以韦带。其后罢之。”
宋初，继承了唐代的银牌制度。如太平兴国三年所制新牌中的飞龙符和麒麟符，显然继承了唐代双龙符和麟符图案。有宋一代，始终没有平定边疆的割据势力，战争压力日甚一日，因此建立了军事快递业务——急脚递。急脚递所用的传符是檄牌。金字牌为檄牌之一种，也是传递速度最快的一种。据《宋史·舆服志》载：“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邮置之最速递也。凡赦书及军机要切则用之，由内侍省发遣焉。干道末，枢密院置雌黄青字牌，日行三百五十里，军期急速则用之。淳熙末，赵汝愚在枢筦，乃作黑漆红字牌，奏委诸路提举官催督，岁校迟速最甚者，以议赏罚。其后尚书省亦踵行之，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时状申省。久之，稽缓复如故。绍熙末，遂置摆铺焉。”
“御前金字牌，一日数十置。冠盖何纷纷，排日遣郎吏。”广泛使用的金字牌，应用效果如何？宋人李心传云：“余在成都，见制帅杨端明有命召，以丁卯岁十一月二十九日降旨，而戊辰正月末旬方被受，是日行才百余里耳。”可见金字牌快递，在该制度运行的后期，传递速度下降很快，只相当于初时的四分之一。绍兴末年，摆铺应运而生。“绍兴末邱宗卿为蜀帅，始创摆铺。以健步四十人为之，岁增给钱八十余缗，以初三、十八两遣平安报，至行在率一月而达。蜀去朝廷远，始时四川事朝廷多不尽知。自创摆递以来，蜀中动摇靡所不闻，凡宗卿劾疏中所言，皆摆递之报也。”尽管后来因有大量的私人信件托摆铺传递，影响了速度，但也能日行四百里左右。
元代的国土面积空前广阔，要维持通信的时效性，快递业务更是一日不可或缺。因此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并“验地里远近、人数多寡、立急递站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元代时，与金字牌作用相似的传符是圆符，分为金字和银字两种，“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危急时刻圆符作用相当于圣旨。元代铺卒驿传时，都有职业装备，便于快速传递。“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响及所之铺，则铺人出以俟其至。囊板以护文书不破碎、不襞积，折小漆绢以御雨雪，不使濡湿之。及各铺得之，则又展转递去。”急递铺可以“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
明代上承唐宋走马银牌之制。洪武四年“五月命工部造用宝金符及军国调发走马符牌，以防诈伪。用宝为小金牌二，中书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遇制书发兵省府，以牌入而后内府出实用之。其走马符牌，凡有军国急务遣使者佩之以行。凡造金字牌二十，银字牌二十，文曰符令。所至即时奉行，违者必刑”。洪武元年诏令“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凡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明代公文传递一昼夜行三百里，这是常规公文传递的速度，遇到紧急情报，则日行四五百里。
清代快递公文由军机处签发，乾隆十五年五月十四日谕：“向来军机处交出公文，签出马上飞递者，定限日三百里，遇有最紧要事件，始以日行六百里字样加签。”清代日行六百里，已经是历史上情报传递速度最快的了，随后还出现了日行八百里的“红旗报捷”。红旗报捷究竟有多快呢？乾隆皇帝有诗为证：“七千里外路迢遥，向十余朝今八朝。”这样算来，真是日行八百余里。“所谓八百里者，真八百里也。驿站遇军务时，每站必秣马以待，一闻铃声，即背鞍上马接递，其忙急至于如此。”接力传递，古已有之，那么清代又是如何做到日行八百里的？主要是通过在首都和战争前线之间，大量增加驿站和人马来提高速度的。历史上日行四五百里，驿站与驿站之间距离最短十里，最长三十里至六十里不等，如果大量增加驿站，原本跑长跑的驿马，就变成了短跑选手，从而显著提升了传递速度。这样才有了皇帝谕旨和官员奏折“六百里加紧”和“八百里加紧”超快传递的制度。
古代军情快递的应用与发展
烽火预警系统，主要用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冲突最激烈的边塞地带，尤其是西北边疆军事预警。秦汉、隋唐和明代，是烽火使用最广泛的时期。由草原民族主政的元代和清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地域冲突几乎完全消解，烽火预警就很少见诸载籍。
通常，军事公文快递，都是驿卒持传符，如虎符、龙符、麟符等沿着驿路快速传递，遇到战时危急之时，则用羽檄、金字牌、红旗报捷等，由快马接力，日行四百、五百，甚至六百、八百里，在临时强化的军事快递专线上，加紧传递。其中日行四百、五百里的军情快递，主要用于长城沿线的战争。因此，历朝历代无论定都何处，其军事情报传递的半径，都在二三日的行程之内。加之北方驿站密度高，晴天多降水少，夏季气温较低，水系较少，适宜马匹生存和奔跑，因此，日行四五百里的传递速度，基本上能够满足战争的需要。
到了清代，战争发生的距离半径有了明显的变化，比如乾隆朝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发生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川西地区，不仅军事情报传递距离大大增加，而且因崇山峻岭、溪河纵横、雨天路滑和驿站稀少等，通行极为不便。更有远在台湾岛的战争，中间隔着风急浪大的台湾海峡，两岸军报传播动辄月余，已足以让远在北京的皇帝宵衣旰食了。更为致命的是，“福建省并无驿马，来往公文皆系驿夫走递，水路则风信不时，渡涉维艰，陆路则崇山峻岭，登涉不易，所有军机处交出发寄紧要公文，一入福建之界，无论限行三百里六百里，总照律载递送公文之例，每昼夜概行三百里。”因此，驻扎在福建的闽浙总督，为了获得更多前线信息，甚至从往来商船水手那里收集信息。此时日行四五百里，显然无法满足战时需要。日行八百里的快递制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红旗快递基本上满足了清廷控制遥远边疆的通信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