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作为二十四史的开篇，司马迁的《史记》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主旨，“不溢美，不隐恶”， 继承秉笔直书的原则，以实录精神取材、五种体裁编纂，忍辱发愤，写成记述中国自传说时代至汉初数千年历史的第一部完备巨著，标志着中国史学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为中国史学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时代。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其父、自称均为“太史公”。后人也附会汉武帝时设太史公一职，是位在丞相之上的高官。但实际上太史仅是奉常的属官，名列九卿之下，更不可能在丞相之上。司马迁父子前后相继担任的都是“太史令”的职务。在上古时期史官地位尊崇，所以“太史公”应该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人们对史官的敬称。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前140—前110)长期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谈，早就有绍续先人、恪尽史职的志向。他希望能够接续孔子著《春秋》的传统，记述汉兴以来“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使之显扬于天下，并且已经着手完成了部分书稿。然而，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禅泰山，作为史官的司马谈却未能随行，这让他感到了无比的耻辱。封禅的实质是接通天地，沟通天人。但武帝却将史官摒弃在外，无疑是对这一职位最大的侮辱，由此，司马谈“发愤且卒”，临终之前 “执迁手泣”，悲叹“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他仍不忘谆谆告诫司马迁要延续家族的荣耀，继承父亲的志向，“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得到司马迁的承诺后才不无遗憾地舍下毕生志业而去。
二十四史的由来
大一统王朝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确立，同时也伴随着史官的流散和史官职权的降低。司马谈发愤而卒、司马迁被阉割，恰如帝制下的史官之象。从司马迁记述司马氏家族世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与其说司马迁在写家族的兴衰史，不如说是在写史官的兴衰史，并由此窥见政治的兴衰变迁。在司马迁之后，太史令不再世袭，撰写史书人的不一定就是太史令，以往那种由独立于天子的天文官掌管修史的情况消失。
二十四史的第二部《汉书》的作者班固的职务是兰台令史，此职务原来是御史大夫的属官，在当时是掌管天子手头文件的官员。其后的二十四史，均为奉敕编修。其中三国、后汉、宋、齐、魏、梁、陈、北齐、周各史，为著作官之作，仍属个人纂修。自《隋书》 《晋书》始，旧唐、旧五代、新唐、辽、宋、金、元、明史，不再是个人之作，而是皇家利用史馆纂修，为修史制度化的产物。其间，李延寿改写南朝史、北朝史，欧阳修改写五代史，是史家私修、皇家认可者，为二十四史纂修中的特殊情况。
二十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 《陈书》 《魏书》 《周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共有3229卷，约4700万字。从第一部《史记》记载的上限黄帝算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述的下限崇祯十七年(1644)为止，记述中国历史赓续4000多年。在二十四史中，除了《史记》是完全的通史，《南史》《北史》是将几个断代连续起来的通史， 其余都是皇朝断代史，即完整地记述一代皇朝之始末。断代史首尾衔接，这样，中国从黄帝以来的历史均有文字记述。
二十四史是到清朝才出现的称谓。最早出现的名称是“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吴王孙权曾对吕蒙说：“我掌管军政事务以来，阅读‘三史’和各家兵书，自以为大有补益。”《东观汉记》到唐朝中期以后逐渐亡佚，中唐以后的“三史”，一般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从魏晋以至唐朝，三史往往与六经并列，称“六经三史”。后来加上《三国志》，称为四史，也叫“前四史”。唐朝还有“十三史”的说法，出现了像吴武陵《十三代史驳议》之类的书。“十三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 《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到了宋朝，又有“十七史”之名，如南宋史学家吕祖谦就编了一部《十七史详解》。十七史，就是在十三史之外，再加上《南史》《北史》《唐书》《五代史》。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元军押解到大都以后，就曾说过“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的话。明朝在十七史以外，加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称为二十一史。顾炎武主张“二十一史”加上《旧唐书》，合刊为“二十二史”，但未得官方承认。乾隆时期出现的“二十二史”称谓，是增加清朝官修的《明史》。此时在乾隆的批准下，《旧唐书》终于“转正”，是为“二十三史”。乾隆朝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初薛居正等修的《五代史》(为了与欧阳修的《五代史》区别起见，此书称《旧五代史》，欧书称《新五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
《隋书·经籍志》的序说：继 《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之后，“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当乾隆钦定“二十四史”以后，“正史”一称就被“二十四史”所专有，取得了“正统”史书的尊崇地位。
1920年，柯劭忞完成《新元史》。次年，时任大总统徐世昌明令将《新元史》定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同意将《新元史》列入，而主张将《清史稿》列为第二十五史，或者主张将两书都列入正史，于是又有了“二十六史”之名。然而“二十六史”不过是学界的一个说法，没有像“二十四史”那样得到官方的律令式的确认。
二十四史之所以被称为正史，既与这些史书在中国史部书籍中的地位有关，也与历代皇朝宣扬正统观念有密切联系。
“正统论”
将二十四史视为正史，虽然到清朝才真正地明确下来，但其实唐朝以后的统治者已有这个思想倾向了。唐朝设立史馆，由宰相监修前代史，以后形成制度，即当一个新朝建立的时候，都要修前朝史。修史的目的，一是总结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二是通过书写历史来宣布自己的胜利，证明本朝的合法性。唐朝以后的封建王朝，对修史工作都很重视。一般是皇帝特下诏书，明确正统，委派宰相监修。修成的史书遂成为钦定近代历史教科书，并且排挤前朝的同类史书。朝廷牢牢掌握修史大权，禁止民间私修国史。这样，一朝一史的局面逐步形成。“正史”也因此被打上了官方色彩。
汉明帝曾对班固等人说：“司马迁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讥刺，贬损当世，非谊士也。”这既是对司马迁的批评，也是婉转地告诫班固等人不可学习司马迁微文讥刺。对于明帝的话，班固自然心领神会，他批评《史记》把汉家“厕于秦项之列”，认为“汉承尧运”，故“断汉为代”，著为《汉书》。他作《汉书》就是要论证汉之统治得天之正统，也含有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在指导思想上，《汉书》也变成了“网罗一代”“述叙汉德”，变通史为断代，开纪传史新格局。
政治家讲正统，是争取本朝在历史顺序和现实格局中的地位。自秦开始，历代政治家沿着推论五德之运和论大一统两个路子来争取正统，以确立本朝在历史序列中的位置。从《汉书》开始，“正统论”便成为史家修史的指导思想。三国时期，魏、蜀、吴割据几十年，魏、吴均有史官修其国史，推奉正朔，各为正统。而陈寿做《三国志》，不再局限于魏、蜀、吴各自为政，用统一的眼光剪裁三国国史，反映从群雄割据到三足鼎立，最后进入一统的客观历史过程。记述三国史事，有合有分，合则为一整体，纪魏而传蜀、吴；分则各存系统，各为正朔、各有纲纪。南北朝时期，政权对峙，各为“正统”，所修“国史”无不为自身政权多所讳饰，对并存的其他政权多所诋毁，三部断代纪传史——《宋书》《南齐书》和《魏书》“南指北为索虏”“北指南为岛夷”。南北各国“莫不自命正朔”而指斥对方为僭伪，南北方都重视自己在史书中的位置。辽金宋元时正统之争再次发生。宋初不承认梁（朱温建立的后梁）为正统，但欧阳修认为梁有土地、人民和社稷，不得斥梁为伪，这是为了宋的统系，而不得不承认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为正统。元代修史，杨维桢等人主张以宋为正统，以辽金为载记；有人主张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宋史，辽金为北史。最后，脱脱采用“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折中办法，认为三史各与正统，即承认辽金宋的正统地位，从而承认元续辽金宋的历史地位。
在明代，学者对于元代“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修成的三史很不满意，于是，重修三朝史的建议又多次被提出，杨维桢的主张得到学者的赞同。王洙修成《宋史质》一百卷，以宋为正统，立本纪，将辽、金列为外国，并且尽削有元一代之年号，不承认元朝为正统，于南宋末便以明朝继之。清朝修史，对华夏族人的正统观念十分敏感，在三朝正统问题上，认可杨维桢之说，以元承宋为正统而排斥辽、金，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自班固著《汉书》，“正史”便成为史学的重要门类。《汉书》以一个皇朝为“正统”，符合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开创了“国亡史作”的先端，其后各“正史”多沿用其例。不可否认，这样所编修的“正史”不可避免出现曲从权贵、为统治者“溢美”“隐恶”的情况，但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和精神一直存在，“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思想一直是古代史学的主流思想。而且，用正统观念把历史联系起来，国家政权被列入“正统”系列而取得了在历史上的联系，并使文化制度也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载体。正如白寿彝在《中国通史》导论中所言：“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未曾有断裂现象，……学术传统 (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
所以，二十四史中虽不免存在糟粕，但从总体上说，它们是认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材料，是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并对今天的人们一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的精彩段落如《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而伴随着几代人成长，至于高考，二十四史更是几乎垄断了文言文阅读部分。
“国可灭，史不可灭”
自北宋徽宗、钦宗被虏，至元顺帝弃京城北奔， 241年中，中国历史上连续出现四次“灭国”大事：金灭北宋（1127）、元灭金（1234）、元灭南宋（1279）、明灭元（1368）。这一连串的“灭国”事件，都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在如此巨大的变革面前，修史又有了新的意义。
作为亡国遗民，面对灭国的现实，复杂的内心世界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交错，生出“国灭史不灭”的理念，希望通过写史来保留对昔日的追忆。新建皇朝，特别是金、元两个政权入主中原后，迫切需要从先前的中原皇朝学习为政之道。了解被其所灭之国的文物制度、思想文化，也需要通过修史来加以总结。自以杨维桢为代表的“治统”即“道统”观念体系提出以后，谁掌控天下，谁即为“正统”，因而修“被灭之国”史，便成为“灭人之国”者显示其“正统”地位的一种文化标志。
这里，“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史”字被赋予了“文化”的含义。“金、元灭人之国”，均是以少数族采用武力征服手段达到的。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如果完全摒弃先前的文明，必然造成文化断层，出现文化断档，无法治理人口数量大大超过金、元的两宋遗民。而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维系两宋的文化传承，特别是南宋盛行的理学思想。“国可灭，史不可灭”，在这里演绎为“国可灭，文化传统不可灭”，修史逐渐成为文化承传的一种重要手段。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历史信念，在宋明以来的遗民意识中反映得尤为强烈。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诏请黄宗羲修《明史》，被黄宗羲拒绝。朝中大臣便推举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万斯同也坚辞不就。其后，黄宗羲觉得事关明史，不可不问，便动员万斯同赴京，并在赠别诗中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相勉。当时，凡入史局者署翰林院纂修衔，授七品俸禄。万斯同遵黄宗羲嘱咐，上京后宁愿寓居于徐元文家，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入史局，修《明史》，“白衣宣至白衣还”，意在以遗民身份为故国存史。万氏倾心修史，当《明史稿》草成后不久，病没于北京。万氏视史学为家国民族所托之本，矻矻不休，孜孜以求，为斯民存文献，为故国传史籍。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以至于今日，也正因为有士人以史学为奉身立命之大义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