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在西汉灭亡的过程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人成为王莽篡汉的推手，有些人为之摇旗呐喊，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东汉建立以后，儒生们开始反省儒术的价值和自我的定位。如何立身、如何从政，面临政治威压和个人荣辱该如何选择，都是当时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大事。正因为有了历史的鉴诫，东汉的儒生们更重视名节，重视经受考验，重视在重大转折关头的政治选择，由此涌现出一批经历千年仍旧光彩熠熠的人物——袁安和杨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王臣之烈——袁安。袁安是活动在东汉初的人物。袁安少时修习，为人严重有威，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担任县功曹时，袁安有一次因公事见到州从事，从事希望袁安替他送一封私信给县令。袁安断然拒绝，理由是公事可以用官方的邮驿，私事则不是功曹所应该负责的。这种坚持原则的态度，让从事敬畏。
汉明帝时，楚王刘英谋反一案事关重大，情由复杂，导致牵连数千人。皇帝亲自过问，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袁安正是在这个关口受命任楚郡太守一职，到任之际，不经府邸而直奔监狱办公，凡谋反证据不足者尽皆释放。左右向袁安建言，如果轻纵人犯，被人附会为阿附反虏，将是死罪。言外之意，宁可诬妄一二清白，也不能以自家前程性命作保。袁安的回答非常简单：如果确有谋反者被释放，我本人当为此负责，不会连累各位。当袁安将此事的情由上奏以后，汉明帝赞同了他的意见，由此四百多名受牵连的人犯得以释放。虽然，明帝的决定可能有政治角度的考量，但是袁安能够坚持原则，不得不说也是影响汉明帝的因素之一。
袁安后来任司空，位列三公，职位更高，他坚持原则的态度却没有变。汉和帝时，控制朝政的是窦太后。太后的哥哥车骑将军窦宪贪功冒进，北击匈奴，袁安与朝中大臣正色阻止。而后袁安又奏免窦宪所用不称职者达四十余人，与窦氏的矛盾逐渐尖锐。
在此天子幼弱、外戚擅权之际，袁安每次朝会，与公卿谈及国家大事，未尝不噫呜流涕，忧国之情溢于言表，天子和大臣全以他为依靠。可袁安去世太早，在三公位上没能做出更大建树。不过范晔评价他“乃情帝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就是肯定他当轴之时立身执正，为天下表率，使得外戚不敢太过肆无忌惮。
王臣之节——杨震。杨震是弘农华阴人，他的出生时间史书没有记载，可以推测为西汉末或东汉初。杨震的父亲杨宝是传《欧阳尚书》的大儒，杨震少年时也曾向太常桓郁求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后汉书》记载当时儒生称他为“关西孔子”，足见他学问高妙。汉代任官最重经术，儒生只要明经，仕途相当顺畅。可是杨震闭门教书，直到五十岁时才仕于州郡。
此后杨震迅速升迁，先后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杨震赴任途经昌邑时，过去他推荐的荆州人王密正担任昌邑令。王密在晚上拜访杨震，送来黄金十斤。杨震说，我了解你，你为何不了解我?王密辩解为晚上无人知晓，意在请杨震收下贿赂。杨震正色说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杨震清廉，虽任职二千石，子孙蔬食步行。有人建议他经营产业，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杨震并非仅以清廉著称，更以敢直言进谏闻名。汉安帝时，杨震先后为司徒、太尉，位列三公。汉安帝信任左右佞幸外戚，当外有寇患、内生灾异之际，拔擢小人，骄纵亲近。杨震多次上书，称他们“白黑混淆”“卖弄威福”，既削弱了皇帝的权威，更腐蚀了国家的根本。这些建议，皇帝听不进去，被指摘的佞幸们也都侧目愤怨，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能够扳倒杨震的机会。
这一年天象有变，诸人诬陷杨震心怀不轨，导致天生异常。汉安帝听从诬告，收杨震印绶;小人们仍不满意，又鼓动皇帝遣发杨震归本郡。
当此天变地动，内忧外患之际，杨震平生的抱负化为流水。往日的清白与正直，抵不上宫廷之中的几句谗言。行走至洛阳城西几阳亭，杨震面对送别的诸子门生，慷慨说道：“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而后饮鸩自尽。大丈夫意气生平，虽死而言不及家，千载后读史仍想见其人。范晔称赞杨震“抗直方以临权枉，先公道而后身名”，是洞悉肺腑之言。
士人阶层的崛起。袁安和杨震当然不是东汉仅有的正直大臣，也不是东汉最后的正直大臣，但是他们的出现，隐隐然表现出东汉士人阶层崛起的态势。
东汉初年，社会上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尽快恢复生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不很明显。到了汉和帝、汉安帝执政以后，外戚和宦官干政，逐渐成为东汉政权两大顽疾。而朝中坚持原则的士人，与外戚和宦官又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东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成为了左右政局发展的关键。
成为士人的起码条件是掌握知识，儒生就是士大夫的主体。而经书中倡导的种种做人准则与为国为民之道，激励着他们砥砺名节，执中守正。固然，外戚和宦官中不乏受过经学教育和忧心国事之辈，但其主体却多为扩大自己权势和利益的贪墨之徒。政治操守和行为准则上的巨大反差，使士人阶层和外戚、宦官的矛盾不可调和。
士人周围又团结着门生故吏。门生不一定受学，只是表达一种彼此连接的关系。故吏则代表曾在某人手下为官或受其举荐。门生和故吏是一种依附性群体，他们数量庞大，声势也壮，其中鱼龙混杂，未必都是德行高妙之辈。换言之，本来代表着高尚节操的士人，因为门生故吏的加入，也愈发向着政治集团的方向演化了。
这样一来，东汉的政局出现了士人、外戚、宦官三方鼎立的局面。虽然宦官和外戚之间也有矛盾，但是两者往往联合起来与士人为敌。士人抨击外戚、宦官扰乱国家常态，但也不能保证门生、故吏完全按照儒家的道德要求立身行事。东汉中期以后的政治，围绕着士人、外戚、宦官的矛盾展开。
东汉豪强。如果要进一步追溯士人的主张，不得不回到汉代的历史实际中去。其实自西汉以后，豪强势力的崛起就成了典型的社会问题。豪强在乡里间有极大势力，他们兼并土地，迫使自耕农沦为依附民。当然随着天灾战乱的发动，有些自耕农为了避役，也乐于依附于豪强名下。于是豪强与国家展开了争夺人口的拉锯战。谁能控制更多的人口，谁就能控制政权。
光武皇帝刘秀本来就是南阳的豪强，他建立的东汉政权可以看作数个最大豪强集团联合各地中小豪强集团的统治体。正因为如此，东汉政权虽然出台了一些限制豪强的政策，但是并不能触及豪强力量的根本。外戚、宦官甚至部分士人都是豪强。
东汉末的士人仲长统形容豪强的生活状况是“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他们依赖商业活动和土地兼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富贵以后便拥有了权力，所谓“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更有甚者，豪强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豢养死士，贿赂权贵，犯法不坐，使得普通百姓怒不敢言，怨不敢诉。东汉的社会风气，至此大坏。
宦官和外戚就是豪强在洛阳的代表，也是最有势力的豪强。士人虽然也有出身豪强者，但他们受到儒家教养的熏陶，对宦官和外戚鱼肉乡里的行为极不满意，更不能容忍他们腐蚀汉政权的根基。士人与宦官、外戚的激烈冲突，自然可以看作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其中蕴藏的价值观念的尖锐差异和社会责任感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