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是人们的理想， 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早在先秦时期，农家提出“并耕而食”，道家提出“小国寡民”，儒家提出“天下大同”，其核心思想中都有共同富裕的内容。这些理想虽然没能实现，但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
“并耕而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了大变革，一些思想学说也随之活跃起来， 其中有一派学说提倡耕战，主张奖励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也研究农业生产技术，这就是农家。《汉书·艺文志》将农家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同列为“九流”之中，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 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 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大意是，农家学说源自农官，倡导播种庄稼、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以此丰衣足食，古代君王施行的八种政事中，第一是粮食生产， 第二是商品流通，孔子也强调应当尊重百姓和他们的生活，农家在这方面具有长处。
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是与孟子是同时代的思想家，《汉书·艺文志》载有他所著《神农》二十篇，可惜已失传，许行的事迹与主张主要见于《孟子·滕文公上》。此外，《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也有许多篇章涉及农家学说，在这些著作中，除研究农业生产技术，农家的学者还提出了许多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朴素辩证思想。比如，《吕氏春秋·审时》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强调农业生产除依靠天地的滋养外还要依靠人的勤劳，认为农业生产的过程是人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人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管子·五辅》提出“修饥馑，救灾害，振罢露，则国家定”，意思是防备饥荒、救助灾害、赈济破败人家，国家才会安定；《淮南子·食者民之本也》提出“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意思是要顺应四季变化，对土地要尽可能发挥其潜力，使用好人力，这样万物才能顺利生长，粮食才能丰产。
孟子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农家反对这种思想。农家代表人物许行提出“贤者与民并耕而食， 饔飧而治”，意思是贤能的人应当与百姓一起耕作从而获取食物，一面做饭，一面治理天下。在农家看来，理想的社会应当是平等的，共同劳动、共同富裕。许行反对不劳而获，认为“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为实践自己的理想，许行带领数十名门徒，穿粗麻短衣，在江汉间以耕种和打草织席为生。后来许行率门徒到了滕国，滕文公划给他们一块土地，许行等人在此生产劳动，儒家学者陈良的弟子陈相及其弟陈辛带着农具从宋国赶到滕国，拜许行为师， 由儒家转为农家。
表面上看，农家“并耕而食” 的主张与社会分工的思想相背离，在现实中很难推行。《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听说许行的主张后曾向陈相当面提出“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许子冠乎”等诘问，得知许行等人吃的虽是自己种的粮食，但是衣服、农具、炊具等并非自己所生产，是用粮食交换而来，孟子说：“然则治天下， 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认为，有人负责治理天下，有人负责农业生产，这种分工是科学的，许行等人主张每件事情都要自己去做，这就如同带领天下的人奔走在道路上那样，使人不得安宁。
站在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孟子的批驳有一定道理，《汉书·艺文志》也批评农家：“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然而，农家提出“并耕而食” 的初衷并非反对社会分工，而是反对不劳而获，提倡公平。农家的这些主张虽然在先秦时期没有成为主流思想，但体现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共同富裕有着迫切的渴望和追求。
“小国寡民”
春秋末年，老子李耳曾入周王室任藏室史，负责管理周王室收藏的图书，由于有这样独特的条件，使老子得以博览群书，为其日后著思想深邃的《道德经》打下了基础。《道德经》约5000字，共81章，其第80章题为《小国寡民》，内容如下：“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若按字面理解，这一章的意思是：国家很小，人口很少，即使有各种各样的器具，却不使用；使人民重视死亡，而不向远方迁徙；虽然有船只、车辆，却不必每次坐它；虽然有武器装备，却没有地方去布阵打仗， 人们回到远古结绳记事的自然状态之中；国家治理得好极了，人们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适，过得快乐；国与国之间互相望得见，鸡犬的叫声可以听得见，但人们从生到死也不互相往来。如果像这样简单地去理解，其主张无疑充满了消极、落后甚至愚昧，也充满了矛盾，显然这不是其本义。
老子所著《道德经》言简意赅， 文字精炼，常须依靠上下章来判断其真实含义。然而，《道德经》第79章是“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第81章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内容上似乎又与《小国寡民》缺乏关联，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圣人之言，一以贯之，可以参考老子的其它思想来看这段话。老子一向主张清静无为和寡欲，主张远离战争，强调立法以宽简为宜，将这些思想综合起来， 再结合老子的经历，就可以解开这段话中包含的谜题了。
老子在周王室任职前后，周王室频频发生动荡。公元前520年周景王突然驾崩，贵族单穆公勾结晋国发动政变，王都多有杀戮，老子虽躲过劫难，但为周景王所著的重要文章却被焚毁。几年后，周王室再发生王子朝叛乱，王子朝失败后与旧僚携王室典籍逃亡楚国，老子在此次事件中受到牵连，被迫辞职归隐。亲身经历了这些叛乱、战争，看到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艰辛，让老子在随后写成的《道德经》中对理想社会多了许多渴望。清代思想家魏源认为“老子著书，明道救时”，认为《道德经》是“救世之书”。从这个角度看《小国寡民》，会发现其所要表达的其实是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小”和“寡”在这里可以作动词用，意思是“使国家变小，使人口变少”，所谓“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可以理解为使一个国家的疆域不要太大、使人口不要太少，这样一来那些用于战争、祭祀所用的鼎、武器等器具也就用不上了。接着，老子规划了一个理想社会的景象：百姓珍惜自己的生命，都不愿背井离乡，迁徒到远方；虽然有车子、船只等便利的交通工具，但由于用不上，所以人们很少乘坐；虽然有武器，但由于没有战争，所以渐渐也没有了用场；百姓富裕，国家强盛，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吃的东西很香甜，自己穿的衣服很漂亮，自己住的房屋很舒适，对生活都很满意；人们可以看到邻国的老百姓，听到那边的鸡犬之声，但彼此互不相扰。尽管有人批评这是一种“倒退式的理想”，但在老子生活的时代，这种共同生活、共同富裕的社会也是很多人的梦想。
“天下大同”
先秦时期的儒家虽然强调社会等级制，强调统治秩序，但在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方面也着自己的设想，这就是“天下大同”。“大同”是古人对理想社会的统称，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按照儒家的规划，大同社会的图景是这样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推举出来为大家办事，人人都讲求诚信、崇尚和睦；每一个人都不会只奉养自己的父母、只抚育自己的子女， 所有的老年人都能颐养天年，所有的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所有的儿童都能顺利地成长，所有老而无妻者、老而无夫者、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者以及残疾者都能得到供养；男子都有自己的职业，女子都能及时婚配；人们憎恶财货被抛弃在地上的现象，却不是为了独占；人们憎恶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出力的人，却不会为私利而劳动；没有人搞阴谋，没有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的事情发生，家家户户都不用关上大门。
在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人们都能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在物质上过着小康的生活。“小康”一词源于《诗经·大雅》：“民亦劳止，汔可小康。”那时人们的愿望，还只是期盼着在繁重劳动之余能得到适当的休息。随着社会发展，小康的内涵和标准也在变化。孟子指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认为，家家如果都能有5亩宅地、100 亩田，50岁以上的人能穿上丝棉袄、70岁以上的人能吃上肉、每个人都不挨冻受饿，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些，其他国家的百姓就会主动来投奔。
儒家认为富国强兵不是最终目标，共同富裕才难能可贵。孔子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还强调“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以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这些都强调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秦汉以后，儒家的大同理想继续得到发展，深刻影响着社会进程。东汉末年爆发黄巾起义，起义军视为纲领的《太平经》提出“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北宋初年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南宋爆发钟相、杨幺起义，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还有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均田免粮”等口号。
实现共同富裕本质上不单纯是一个经济议题，而是一个社会议题， 能否实现取决于社会制度，所以共同富裕在中国奴隶和封建时代还只能停留在理想阶段，始终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尽管如此，中国古代对共同富裕理想的探索和追求仍具有进步意义，从“并耕而食”到“小国寡民”“天下大同”，这些思想在历史上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