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从天朝大国断崖式跌落至贫穷落后挨打的境地，百年举国慨叹。1850年到1949年整整一百年间，中国经济总量陷入停滞，几乎没有增长，只是原地踏步，有志之士纷纷反思。
一、原发性工业革命受阻并不意味着传统经济完全失去生命力
20世纪的主流思潮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未能原生性地产生工业革命，导致中国不能率先进入近现代社会而落后于西方，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滞缓，缺乏活力，相比西欧存在诸多弊端，甚至一无是处。然而，从世界范围内看这一问题存在逻辑困境，值得全面反思。
其一，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英国工业革命原发性的产生与完成，并不具备普遍性，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一事件具有特殊性。揆诸世界，无论曾经领先英国的西班牙、法国与荷兰，还是曾经领先西欧的穆斯林地区、印度，都未能成为工业革命的原发地。反而由后起之秀英国的曼彻斯特、兰开夏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率先发生，进而席卷英国乃至世界，对此现象的解答不一而足。因此没有原发性地产生工业革命并不能推导出传统中国经济滞后和缺乏生命力。
其二，英国工业革命经历了17-19世纪剧烈的动荡变革才得以完成，这并非得益于其传统优越性。因此，这种对18世纪以前西欧传统文化与制度的过度崇拜，甚至追溯到“优越的”希腊罗马传统的工业革命解释论，显然是盲目的，缺乏对英国与西欧现代制度形成过程的全面了解。
事实上，西欧议会制度与现代国家治理机制，是各方力量在长期的博弈与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中世纪封建时代，国王对于分封领地与自治市镇没有征税的权力，必须各方协商，议会制度由此产生并不断改进。由于长期战争的巨大支出，国王屡屡借贷失信，逐渐催生了国债融资的新渠道。发行国债，重在信用基础，于是国王权力的约束与相应的制度逐渐确立起来。而国债与特许公司股票的发行，又在借鉴荷兰制度的基础上推动了证券市场与金融工具的发展。可见，制度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工业革命并非英国优越的传统文化与制度所造就的，与此相对照，中国与其他国家未能源生出工业革命，也并不能推导出其传统文化与制度的落后与腐朽。“穷则变”，如果社会经济状况相对稳定，可能变革动因反而不强。传统中国经济之所以没有发生变革，可能恰恰是因为其过于成熟与稳定，或谓“高水平均衡陷阱”，而不是因为18世纪中国危机不断，亟需变革。
其三，除英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与地区，虽然没有原发性地产生工业革命，但通过学习和模仿来推进本国的工业化，更具有普遍性，英国只是原发性地产生工业革命的“孤例”。19世纪中后期西欧、美国相继通过学习和模仿“英格兰模式”完成工业革命，后有日本等国以及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以色列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跟进，90年代又有中国、俄罗斯等开始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表明后发国家的“模仿型”工业化转型更具有普遍适用性，即便可能缺乏良好的基础和传统和长久的时间积淀，也能够获得成功，日本明治维新就是典型。
二、近代落后归咎于中国传统：20世纪的认识偏误
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20世纪的主流思潮及各种观点，几乎对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全面质疑与否定，并视之为落后的根源。应该说，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固然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弊端丛丛，但并非导致近代经济落后的根本障碍。
就中国传统产权制度而言，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殊途同归地将私有产权制度视为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传统中国没有像前近代英国一样建立起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所以不能为工业革命准备制度基础。这里有两个认识误区，既不了解英国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是在17-19世纪圈地运动中才逐渐形成的，也不了解中国传统地权制度。人们以远古《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来臆断后世的土地制度，事实上，传统中国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源远流长，宋以后至明清趋于成熟。在成熟的土地产权制度之下，土地权利可以分层次、分时段地独立存在并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由此形成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等产权形态，以及相应的交易形式构成地权交易体系。凡此不同层面的产权形态均可以通过契约来获得产权凭证与交易凭证，形成了社会普遍认可的规则，并得到政府和法制的规范而具备法律效力。在此基础上的地权交易促进了生产要素组合与资源配置，农民可以通过买卖、典、押租、租佃等方式获得某种层面上的产权，提高经济效率与土地产出，这也成为中国传统经济长期领先世界的制度基础，何以到近代却成为经济崩溃之源？且在经过20世纪平均地权的多次探索之后，新世纪中国土地制度还是走向了土地确权与鼓励流转，即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
另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传统中国建立了土地私有产权及其自由交易制度，但是这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落后。原因在于私有产权制度会导致土地买卖、兼并和集中，出现“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失地农民纷纷破产，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崩溃，进而引发农民起义或战争。然而，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传统中国的土地集中程度事实上是被严重夸大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比例，政治口号激情表述为百分之七八十，而根据各土改区的普查数据，程度较高的南方各省约为30%左右。这得益于潜在干扰地权交易的强权被制度所约束，保障了契约的效力和执行的连续性。如果说近代地权市场在一些地区的确出现了混乱，那恰恰是由于在晚清民国，割据一方的军阀不受约束，传统时期基本运行正常的地权秩序在近代军阀混战之下被强权与暴力侵扰所致。然而近代这种被破坏扰乱的地权市场，却被视为常态，甚至由此将土地私有产权视为万恶之源。
这两种观点截然相反，却推导出一个同样的结论，土地制度导致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不管中国存在何种土地制度，都被归咎为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相比较而言，工业革命之前英国传统的产权制度很不完善，存在着土地产权不明晰、土地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在圈地运动开始之后，政府通过议会立法使圈地合法化，最终确立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促进了对土地的投资与经营。明晰的产权降低了交易成本，地权交易又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与资源配置。这一推动西欧近代经济发展的私有产权制度是17-18世纪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传统的私有产权制度并无二致，但不及中国那样源远流长。可见，土地产权制度导致落后一说仅仅是特殊历史阶段下的感性推断，经不起严格的学术检验。
与此相似，人们也曾普遍认为，中国传统市场具有无法弥补的缺陷，如果听任民间经济或市场自由发展，经济秩序可能陷入混乱，近代中国的经济危机根源于此——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周期性波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曾几何时人们将经济体系能永远平稳地运转下去视为目标，因此认为必须强化政府控制，希冀政府全面控制资源和配置资源，由政府实行整齐划一的管理，才能够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经过三十年的试错探索，人们才逐渐发现政府全面管制的计划经济是一条死胡同，而市场经济才是一条不可逆的道路。正是通过改革开放与市场化的不懈探索，中国才有了今日的伟大成就，如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化、公司化与国际化改制，形成了国际竞争力，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党的“十八大”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使人们对20世纪的主流思潮——非市场思维逐渐开始进行全面反思。
在近代贫穷落后的刺激下，人们普遍认为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相容，阻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与转型，于是近代的精英群体希冀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来全面取代中国“腐朽”文化，以推进现代化。出现打倒孔家店，全面清理乃至清算传统文化，甚至废除汉字几乎成为学界的共识。从儒家道德伦理、民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政治体制与经济制度，对传统制度与文化的否定广泛而全面。这一思维脉络在文化大革命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传统中国的文化与制度无论好与坏，精华或糟粕，都以革命的名义不加区别地彻底推翻，对传统文化的颠覆和革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潮的主线。以史为鉴，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并非“万恶之源”，中国近代的落后并不是由传统文化或所谓中国人的劣根性所致。一味地摧毁传统，并不能建立一个新社会；相反，我们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需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加以利用。
无论是传统土地产权制度，还是朴素的市场经济，抑或儒家文化甚至汉字，都曾被视为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这其实是20世纪国人急于富国强兵的焦虑与偏误的深刻反映。当然，也有人盲目鼓吹中华文化与制度的优越性，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三、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直接原因
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都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而走向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那么近代中国经济落后首先应该从19-20世纪中国学习和模仿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这一时段中探寻原因。
近千年来成功的国家，主要不在于其某一时段的快速增长，而在于能够有效避免经济萎缩。近代中国不幸陷入了长期经济负增长的泥淖中，直接导致百年落后挨打，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战乱不止。战乱与动荡之下，既不可能存在运行良好的制度，也不可能出现和平时期的经济增长。对于这一基本点，人们也都了解，但往往熟视无睹，反而缘木求鱼，去寻求其他原因。
战乱和动荡导致的每一次经济负增长，都需要更高或更长时间的正增长才能恢复原有水平。太平天国横扫大半个中国，人口减少达3000万之巨，1850-1887年长达37年、年均-0.54%的经济萎缩，需要37.1年的同比例正增长率方能达到原本的水平，二者相加长达74.1年。尽管1887-1933年间中国的工业产值从196.41亿美元增长到258.43亿美元，增长了1.316倍。但是随之而来的日本侵华战争及随后的国共战争，导致1936-1949年长达13年惊人的-2.87%的年均增长率。如此罕见的经济萎缩，需要更高的正增长率（2.95%）或更长的时间（13.4年）方能恢复到原有水平，无怪乎1933—1952年期间，中国的工业产值从258.43亿美元下降到44.9亿美元，1952年中国工业产值仅为1933年的17.4%！这两次长时期的经济萎缩，加上同样数值的正增长，合计需要100.5年才能恢复到原有水平！更何况，其间还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及其巨额赔款以及长期的军阀混战，进一步促使中国经济与社会陷入衰弱的泥淖。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这样一个遍布疮痍、百废待兴之上开始复苏和发展的，何其艰难！
战乱还强化了其他导致经济衰落的因素，如笔者曾论述过的“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型的裂变与失败”“支持传统经济发展的统一大市场被破坏和分割”等重要因素。太平天国横扫之下，南北统一大市场的格局被打破，随后军阀混战、地方割据更使传统中国统一大市场的优势荡然无存，甚至转变为劣势和障碍。在近代军阀割据之下，暴力与强权侵扰市场的状况日益泛滥，市场失序成为必然，原有规则受到破坏，最终导致经济陷入混乱。
近代中国的长期战乱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不仅使近代中国经济陷入停滞衰落，更重要的是打断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1937年以前，中国经济曾逐渐走上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但这一发展轨道被战争及其引发的变革彻底扭转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奇迹与成就，表明中国能够走上工业化与市场经济道路，不会有根本性的传统障碍，或者说，中国传统是能够顺时而变的。真正的障碍，是那些顽固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也可以说，长期以来将实践中的困难归咎于传统，是推卸责任的托辞与借口。市场经济道路的选择来之不易，为此一百多年来付出了沉重代价和艰辛探索，绝不能够重蹈覆辙。
龙登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