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同时，他还强调要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高屋建瓴地揭示了西藏历史是祖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藏地方的必然归属
中央历次的西藏工作座谈会都强调，做好西藏工作事关全党全国的大局。在全国加强“五个认同”的教育和引导，边疆地区如此，西藏和涉藏相关地方也是如此。做好西藏和涉藏相关地方的工作，以“五个认同”统一思想观念，首先要解决国家观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和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相关，尤其是和历史观密切相关。
历史观对国家观而言，在于从观念上引申出历史方位的视野。历史方位，简单地讲就是把历史作为一个有维度的坐标，每一个时段是其他时段的接续，每一个空间和其他空间都有关联，每个民族、国家和个人都处在一个位置上，都有一定的意义。近些年中央的相关文献，对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都有着精辟的判定和论述。
我们国家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什么?概括地讲，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废除封建制度、推翻帝国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革命和建设，遭受风雨坎坷，又经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逐渐富足，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我们国家和民族能处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上，是很不容易的。
从近处说，走到今天这一历史方位，是上百年来中国众多的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往远一点说，是上千年来中国各个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相依共存，其中也包括血与火的交往，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结下了不能分离、不可分割的关系，缔造了统一的国家所带来的。再往远处说，是几千年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族群，经过自在到自觉的意识而形成各个兄弟民族共同推动建立和发展祖国的历程所奠定的。国家认同在中国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历史脉络，它是连续的、连贯的，从未断裂过。
站在大历史的方位上看，涉及西藏工作的国家观，其核心就是“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不仅是国务院新闻办近年来在涉藏白皮书中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陈述，也是在涉藏工作之中需要理解和认清的史实。
一个国家从萌芽到形成，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进行的，是“动态”的，是先有其实，后得其名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中华民族，有其“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西藏今天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也有其“长期的合理性”。
西方文明的进程有西方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不能拿来衡量所有文明进程的合理与否，西方国家的形成有西方国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不能拿来衡量所有国家形成的合理与否。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多个民族造就的历史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在于中国各兄弟民族经过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缔造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正如毛泽东早在1939年所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因此，作为统一国家各组成部分的历史进程，以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形式，构成了中国各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史，西藏历史也是如此。
大量的史料表明，藏族在由部落到部落联盟的历史进程之始，如同中国其他民族的历史一样，就自觉地参与到了缔造统一中国的历程，并在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之后，为统一的中国作出了持续的贡献。由此可以说，理解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今天在涉藏工作上理解国家认同的一把钥匙。
藏族史学大家的阐释
西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富有启示。其著作《西藏通史》，以西藏地方政权演变为基本线索，勾勒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西藏地方逐渐与全国走向融合、结合成政治一体化国家的历史轮廓，以科学探究精神揭示出西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观其著述，人们就能读懂“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认识的形成过程。
《西藏通史》揭示出西藏地方与中国其他地区走向统一的轨迹，以史实阐明了西藏历代政权及其统治者主动与中央王朝联系或主动归属的过程。恰白先生把西藏地区作为中国的一个部分，从远古时期叙史，用具体史实详细描述出西藏这个中国历史的源头之一，如何与其他地区相汇聚，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恰白先生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阐释西藏历史，以史学研究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体现出浓厚的国家认同意识。
近些年，在恰白等老一辈学者的示范下，具有相同意识的学者逐渐增多，国家认同意识不断增强，并且在超越各族各界工作范围的领域里取得共识。在中国藏学界，近些年还有不少学者从炎黄血缘、中华文化交融、家国一统等方面论证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成果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