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已经历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历程，这一百七十多年我们通常将其划分为“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三个时期，它大概可以算是中国有史以来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段之一，用天翻地覆、海立山飞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万国竞存、工商互通的现代世界格局与弱肉强食、西强东弱的力量对比使得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形成的、以相安、相守为目标的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冲突由此开启，传统既然已失去了告诉人们该何去何从的能力，人们就只能靠自己去寻找突围之路，因此精神上的背井离乡也就成为现代人不可逃脱的文化宿命。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以旧压新和以新压旧时期
百年中国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种态势和精神氛围：即以旧压新时期、以新压旧时期和当今后传统时代的新旧并存、杂糅共融时期。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其对中国整个国家的影响还比较有限，更为创巨痛深、影响深远的开端应该是从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算起，它导致的结果已严重到一个国家“首都”的陷落、形式上的“亡国”。由此也就开启了与现代化相伴始终的古今之争——新与旧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新与旧的对立也意味着东西文化的对立，新派以西方文化为依托来要求变革，力图为西方文化争取到“同文明”待遇，使文明由单数的“华夷之辨”转变为与中国并存的另一种文明。
这种以新压旧的态势随着“庚子之变”后1901年清末新政的开启基本结束，“庚子之变”后政治守旧派彻底失势，维新派占据上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开启新政，仿行立宪，由此新旧移位，现代开始压倒传统，西学开始压倒东学，由此开始了古今之争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新压倒旧的时期，它到五四时期以“西化”激进派的面目出现。这一时期，除旧才能布新成为时代共奉的信条，由此推动的反传统浪潮不断高涨，直至二十世纪中后期达到高峰。从文化作为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西学”在中国作为新兴的文化资本迅速升值，西学已成为文明之基、人类公理乃至宇宙真理的化身;而废科举之后的“中学”由于与仕宦之途脱钩，开始备受冷落，迅速贬值，进而波及到中医、中药，甚至汉字、汉语等都面临被废止的命运。文化决定论的思维在当时急于寻找灵丹妙药来救国的知识者中非常盛行，这与维新者无缘介入和推动实力领域的变革相关。正是实力领域改革的毫无起色、举步维艰才引发对所有一切的否定，将破坏等同于建设，进而将传统文化视为万恶之源，认为只有拔除文化之根，才能救亡图存，这显然带有浓厚的将文化政治化的功利主义倾向。一个人如能走出这种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和现实的压力，其对传统的看法就会较为客观、公允一点，可以将文化与政治分开，而不至于将一切都一锅烩。一个国家如果衰颓到不能再正常履行其作为一个国家的职能，那么与之相关的一切都会面临毁灭性的危机。近代“传统”的危机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危机具有连带关系。“四书五经”因为不能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就被宣布成应该丢弃的“废物”，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失之简单、粗暴，在心理上则近于一种自憎、自卑和迁怒的病态。
第三个时期则是新旧并存、杂糅共融时期，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的“后传统时代”，传统在经过一百多年来的颠覆、冲击之后已不再以威权性社会生活的主宰者面目出现，而是以多元选项中的一项存在;传统游魂附体式以新的形式复活，曾被犁庭扫穴、斩草除根的传统在摆脱了被政治归罪的经济主导的新时代表现出了一种顽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这表明对传统的需求源于人性深层的动力，不是可以轻易被铲除的。现代社会并未如启蒙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彻底与传统决裂，而是开始与传统共存互动、共同发展。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认识到社会需要传统，这是完全理性和合理的。我们不应该接受世界应该废弃传统的启蒙思想。传统是必需的，而且总是应该坚持，因为它们给生活予连续性并形成生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后传统时代表现出更多的互补性，这是因为两者之中的极端性成分经过人性的检验、百年的汰洗已大为衰减，而且社会结构的实质性变化也使得其发挥功能的方式发生改变，由外在的强制转向内在的自我规约、自我塑造。在后传统时代，现代和传统的对立双方都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独木难支，因此产生了相互合作、长久共存的必要;传统中明显不合于现代精神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等不合于现代价值的成分被大为消减、弱化、祛除，有益于人性提升与社会和谐的方面开始被发明改造为一种新型传统;青年时代的鲁迅畅想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的东西调和、新旧兼容的文化现代性理想只有在这样摆脱了急迫的现实危机的“后传统”时代才真正具有了实现的可能和条件。
后传统时代的现代性又以更为先进的手段在更为广大的空间里为传统的承传提供了舞台。在传统时代，人只是被动地生活于某种被给定的单一传统中，而进入后传统时代的人则生活于由各种传统所共同构筑的世界之中。传统作为一种世代相传的被存储起来的智慧，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尊重，他们已毋须再像五四时代的人们那样，被迫面对苏生还是毁灭两者必居其一的单选题，可以更为从容、更为理性、更为客观地思考、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传统既有其被发明的一面，也有其作为一种客观性的存在的一面，而“传统”如何呈现与我们自身的意向性密切相关。我们既往对传统认识的偏颇，往往与我们的现代观念的偏颇相关，我们被笼罩于这样一种主观化、片面化的“现代性”想象之中，没有走出主观自我的能力，因之也就失去了真正理解传统、理解他者的能力。正如苏东坡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启蒙主义的现代叙事往往是一种从主观化的自我唯一性出发的“第一人称叙事”，其所言说的“传统”往往是被现代性指控为“有罪”的起诉书，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的名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该言虽包含明显的常识性错误(二十四史绝对不只二十四姓、二十四家皇帝)，但却流传甚广，因为他发泄的是对民主共和的极度渴望，对君主专制的深恶痛绝情绪，所以历史自身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给历史贴上政治标签之后就把它一笔勾销了，这种对历史和“传统”的态度可谓是现代性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源头。传统、历史在这种强势的、情绪化的现代性指控面前，丧失了自我言说的权力、资格和场域，因此也就无法言说自身，因此要让传统和历史开口说话，就必须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双方之外拟设一个“第三方立场”，从比较超迈的立场促成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视与对话，这样才能进一步地加深我们对传统和现代的理解，不拘一格地从传统和现代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精神文化，以满足我们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后传统时代的遂生、安所的双重需要。
总之，“现代”代表的是一种当下的、现世的生存体验和时代诉求，“传统”代表的则是一种世代生存体验和超时代的价值规范，将两者结合起来，人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活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