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对老师尊敬的内容有很多。《礼记·学记》中说：“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老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智慧的携带者、经典的温习者，在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古代循吏之所以能够干出一番成功的事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尊师好学，能够从老师处学习各类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
尊师可以提升自己、开拓眼界，帮助自己事业更上一层楼。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是一个劳苦积学的人，在家中创设家塾。5岁的曾国藩就在父亲的家塾中读书受教。但父亲知识有限，于是他决定外出求学、拜访名师。曾国藩来到衡阳涟滨书院，拜访了当时饱学之士刘元堂。在学习中，曾国藩认识到自身有许多缺点，并立志要改正。他在老师点拨下，取号涤生，“涤者，取其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在刘元堂亲自指导下，曾国藩在一年后赴长沙考试中顺利考中了秀才。
考中秀才后，曾国藩选择了去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学习。曾国藩在此求学期间，深刻践行南宋大儒朱熹为该书院制定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精研文章之学，在书院举行的测试中，考出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得到了书院山长欧阳坦斋的关注，并亲自辅导他，让他的学问更进一步。在岳麓书院学习一段时间后，他考取了举人，四年后考中进士。
考取功名后的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期间，十分注重与高水平的人切磋甚至以之为师。曾国藩与书法名家何绍基接触后，发现自己在书法方面有所欠缺，开始着力用功于此，渐有所长。理学名家吴竹如的座右铭是“生平笃信朱子，不敢师心自用，妄发一语”。与吴竹如接触后，曾国藩在修身治国方面更有深刻体会。
在曾国藩交往的师友中，唐鉴和倭仁两人对他的思想与治学影响最大。唐鉴是1809年进士，为晚清著名理学家，对程朱理学颇有研究。唐鉴“潜研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1841年，曾国藩在道光召见唐鉴的乾清门见到了唐鉴，对唐鉴的学问非常敬赏，主动提出拜访唐鉴的要求，而且是以施弟子礼去拜访。曾国藩拜访唐鉴，受到唐鉴的悉心点拨。唐鉴告诫曾国藩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为了进一步强调理学的重要性，唐鉴对曾国藩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谈到读书门径的时候，唐鉴说：“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听完唐鉴一番话，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他还写信给乡友，表达喜悦之情：“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鉴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此后，曾国藩经常与唐鉴一起钻研学问，在唐鉴的教导下，曾国藩的义理之学大有长进。
唐鉴的学生倭仁在1829年考中进士，成为曾国藩的良师益友。倭仁根据自己多年写日课的经验，希望曾国藩也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当即照做：“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倭仁对曾国藩写的日课不太满意，进而提出严厉的批评：“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悚然汗下”，以为“药石之言”。
曾国藩从这些师友身上汲取养分，提升自己，在文史书法考据方面皆有进益。黎庶昌评价曾国藩：“始公(曾国藩)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亦崇考据，治古文辞，与蒙古倭公仁、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表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重于京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