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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顺应经济全球化大逻辑大趋势，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解决经济全球化中存在的问题、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成为一项紧迫课题。
近年来，一些国家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沉渣泛起，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和回头浪。特别是此次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国际交流和人员贸易往来受到阻滞，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遭到重大冲击。有人抛出“全球化已经终结”的论调，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如何理性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既是重大理论命题，也是重大现实问题，事关世界格局、人类命运、国家前途。
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上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
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经济全球化从最初的涓涓细流不断汇聚成席卷全球的滚滚浪潮，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生产力由低到高的发展，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化、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市场范围逐步拓展、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升级的过程，也是生产关系不断调整并与之相适应的过程。各类市场主体寻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促进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不断扩大。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推动各国比较优势加快分化，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在资源输出国、商品生产国、市场消费国之间建立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不断发展。15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海外贸易开始规模化发展。17世纪后，欧洲的棉纺织品逐步成为第一个全球化商品。20世纪以来，跨国公司不断涌现，在世界范围组织生产和销售，带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形成。历史和实践证明，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带来的劳动分工细化、资源配置优化、市场范围拓展，必然要超出单一国家和地区，在更大范围甚至是全球配置资源，推动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科技进步缩短了世界各国的空间距离，降低了交通和通信成本，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运用使远洋航行的动力由自然能转化为机械能，运输效率大幅提高，人类海洋活动取得质的拓展。此后，电讯、内燃机、汽车等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接踵而至，为电子通讯、大规模运输等创造了条件，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加速流动。科技进步对人力、原材料等其他生产要素产生替代效应，推动先发国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逐步形成全球大循环。科技进步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组全球经济结构、重建社会生产模式、重塑人类生活方式。特别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以个性化、分散化、信息化为特征的新生产组织方式，对传统以劳动密集、资本密集、生产标准化为特征的“大工厂”生产组织方式形成替代，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管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合作格局更加稳固，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紧密联系的整体。
经济全球化是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让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使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促进全球经济总量快速提升、物质财富不断丰富和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人类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联合国主导下，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11亿人口脱贫、19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35亿人用上互联网。经济全球化拓展了人类生存空间，增加了个人发展机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建构、发展和革新，促进各种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发展，为人类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更多可能，极大提升了全球共同抵御风险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值得高度关注的几个问题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矛盾和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也带来一些新情况新挑战，需要认真面对。”
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分配不均衡。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引用大量历史数据，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与劳动的收益作了详细比较，发现资本的收益一直远远超过劳动的收入，而且这种“剪刀差”越来越大。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凭借资本比较优势，获取大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多处于价值链低端，依托劳动力比较优势赚取微薄利润。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也未能公平惠及社会各阶层，底层群众、弱势群体和精英阶层的财富鸿沟越来越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向外转移，就业机会减少。经济全球化红利在国家之间、阶层之间分配不均衡，在经济下行时期矛盾更加尖锐，带来许多不确定性。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滞后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制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没有同步迭代更新，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但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严重不足，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保护。个别发达国家的一些政客在国际格局变化中心理失衡、焦虑感上升，肆意践踏国际规则，动辄无理打压制裁，加剧了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矛盾冲突。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包容互鉴之间存在不协调。经济全球化为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相处架起了桥梁，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互学互鉴提供了平台，但也带来了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加速取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加快侵蚀，不同发展道路、文化认同、宗教信仰之间的碰撞激荡，以及本土文化与移民文化不同程度的冲突等问题。
努力在经济全球化变局中开拓新局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逆全球化难以阻挡经济全球化进程浩荡向前。习近平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长江、尼罗河、亚马孙河、多瑙河昼夜不息、奔腾向前，尽管会出现一些回头浪，尽管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顺应经济全球化大逻辑大趋势，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解决经济全球化存在的问题、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成为一项紧迫课题。
携手打赢全球疫情防控阻击战，站上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新起点。疫情防控期间，中国主动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保质保量向国际社会提供抗击疫情急需的防疫物资，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证明了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优化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是捍卫公共卫生安全最好的方法。打赢全球疫情防控阻击战，应强化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作用，将抗疫国际合作中形成的经验做法切实转化为立根本、管长远的制度体系，筑牢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铜墙铁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新格局。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为此，各国需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强化供应链安全，健全贸易摩擦解决机制，加快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倡导多边自由贸易机制，扩大自由贸易“朋友圈”，主动分享发展机遇和经验，增进民生福祉。
适应世界大变局，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是推倒重来，不应采用冷战、零和博弈的旧思维，而是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前提下，积极补充、改革、完善现有国际秩序，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的改革，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储备更强大的体制机制红利。
促进文明对话和绿色发展，蓄积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动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推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加快全球绿色发展，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同呵护好地球家园，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通过文明对话和绿色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拓展新的空间和机遇，促进经济全球化基础更牢、程度更深、更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