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是河北省平山县西部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不仅易守难攻、安全隐蔽，而且临近华北重镇石家庄，交通十分便利。更为难得的是，这里很早就是解放区的一部分，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正是考虑到这些有利因素，所以，1947年5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工委”）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后不久，就选定西柏坡为中共中央驻地。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式入驻西柏坡。由此，西柏坡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重要指挥中心，是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一）
1947年3月18日晚，面对胡宗南部队的重兵进攻，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3月29日夜至30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石咀驿附近的枣林则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及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安排和要求，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临时机关，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经过晋绥地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1947年5月初，到达河北平山县。不久，进驻西柏坡村。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
中央工委是入驻西柏坡的第一个党中央机关。进驻后，其首要的工作是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经过充分讨论，全国土地会议于9月13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后经过进一步讨论和修改，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神泉堡正式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中国土地法大纲》指导下，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经过土地改革，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成为了农村的主人。他们积极参军参战，为人民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源泉。为此，解放区出现了很多反映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的民谣。有的民谣唱道：“参军打仗喜洋洋，谷子发芽上前方，我为人民扛起枪，保卫土地保家乡，报名参军最荣光。”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开展，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加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积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周恩来也认为农民为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别大的贡献：“在人力上，农民单是送自己的子弟、丈夫参军，先后加起来就有七百多万人。还要有多少民工支前！还要有多少民兵打游击战！在公粮的负担上，每一个农民每年平均收入大概是四百斤小米，要拿出八十斤给公家，这就是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的确，正是通过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才获得了农民源源不断的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才有了可靠的保障。
（二）
继中央工委先行到达西柏坡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1948年5月正式入驻西柏坡。从此，在之后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西柏坡成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中心。在这里，毛泽东运筹帷幄，胜利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有力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中共中央入驻西柏坡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敌我力量的差距在日益缩小。此时，为了避免被包围歼灭，国民党军队被迫将其精锐部队和主要兵力集中于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5个战场，进行所谓的重点防御。这为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决战提供了可能。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机关小食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14人，列席会议重要工作人员有10人。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同时，他对新中国的国家政权性质作了说明，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他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他强调，新中国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指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依据形势的发展，他列出了建立新中国的时间表：“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现在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
九月会议为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决战做了重要的动员和准备。在九月会议精神指导下，根据毛泽东指示的“攻城打援”的战略方针，9月16日，华东人民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拉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接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西柏坡领导指挥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敌154万人，基本上消灭了长江以北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其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经常在毛泽东住处，集体商讨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并通过一封封电报把作战命令从西柏坡发往前方战场。
据统计，毛泽东在西柏坡的300多个日日夜夜里，在16.3平方米的旧民房里，他起草了400多封电报文稿，并通过电报指挥了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24场战役。其中，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起草了230余封电文。在战事紧张的时候，中共中央平均每个月收发电报字数达到140万字。据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这段时间，是我所经历的电报往来最密集的几个月，也是中央机要室最繁忙的时候。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很多电报是这时候拟就的，并且多数都是特急件，必须立即发出。而各战场传来的电报却多在白天。这样，我们机要室人员就得日夜不停地工作。”在紧急时刻，毛泽东甚至亲自到机要室嘱咐重要电报的抄送、修改。
正是通过一封封电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思想得到了有效贯彻执行，这为三大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领导和指导。周恩来幽默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三）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随着全国性革命胜利即将到来，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筹划新中国的蓝图，成为中共中央的当务之急。早在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议：“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2月11日，他又亲自起草了《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
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1949年3月5日下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首先作报告，对党的工作重心问题，以及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即将采取的基本政策作了说明。他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他看来，在已经解放并且建立了人民政权的地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指出：“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对待外国的外交机构和人员，他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考虑到国民党提出了进行和谈的要求，并且广大人民群众也期盼和平，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
关于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国体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重申新中国将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以争取革命胜利，他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号召“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认为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为了更好地建设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他特别强调要广泛地团结党外民主人士，提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
鉴于革命胜利后，一些党员干部有可能会经不起敌人糖衣炮弹的袭击而腐化变质，也有些干部会滋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毛泽东在报告即将结束时，特别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此，他明确提出两个“务必”口号：“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月1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会议总结，对党的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给予了肯定，阐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问题，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十二条等。他说：凡是自己没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要先问下级，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他大力倡导学习，并列出12本干部必读书目。为了防止党员干部骄傲自满、腐化变质，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方针政策指导。全会闭幕后第10天，也就是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关于“进京赶考”的对话意味深长，发人深省，进一步彰显了共产党人在胜利面前不骄不躁的精神和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