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初年，大乱初平，为巩固政权，增强统治，清廷广开言路，问政群臣。一批官阶不高的文学侍从之官，才学优长，建言献策，抨弹大吏，互相援应，借势而起，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政治力量，被称为“清流党”。名噪一时的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宝廷、邓承修、盛昱等都跻身清流之列，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潘祖荫在幕后隐为支持，慈禧也对清流大加赞赏，提拔重用。
然而，流风所煽，士类寄望幸进，清流党人从闪亮登场，流变为呼朋引类、排斥异己的利益集团，在保守与激进之间展现出与外在形象截然不同的另面。
清流未必都有真才实学
很多清流党人自幼攻读圣贤书，学富五车，文采斐然。加上年轻气盛，不畏当朝权贵，敢于公开弹劾，张佩纶就曾弹劾过军机大臣王文韶、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工部尚书贺寿慈等高官，一时震惊朝野。张之洞也曾弹劾东乡惨案的涉案官员，一举将多年冤案昭雪，使滥杀无辜的原四川提督等官员遭受极刑，而且在中俄改约危机期间，提出了应对危机的系列举措，得到慈禧的高度评价。然而，士子自幼学习的是八股文章试帖诗，严重脱离实践。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之后，反而需要花更大功夫在练习蝇头小楷上，以便写出好奏折。翰林院散馆仍然考诗赋，成绩好的，才能外放担任各省乡试考官、学政。青年时期的宝贵时光，全部耗费在书本知识上，根本没有实践磨炼的机会。清流党多是当时正途出身的优秀人士，文章做得越好，越缺乏实践能力。曾纪泽就曾指出，认为最上等的清流人士也只是“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泥古不化，不切实际。
实践出真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因缺乏实践能力，所以在光绪初年凭借华彩文章崛起的清流，在光绪十年爆发的中法战争中就遭到重大打击。在对外关系上，清流人士虽不知战守之策，却空口言战，高倡爱国。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慈禧以“因循萎靡”罢免全体军机大臣，改组军机处，重用清流成员，分别任命张之洞为两广总督、吴大澂为北洋海疆会办、陈宝琛为南洋海疆会办、张佩纶为福建海疆会办，将打赢战争的希望寄托在了清流党人身上。然而，真正的战争远不是清流派写奏折那么简单。风头最劲的张佩纶上任不久，法军舰队就突袭马尾军港，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被毁。陈宝琛因推荐徐延旭、唐炯作为前敌主帅，兵败之后承担连带责任而连降五级。吴大澂在中法战争中未有作为，但在此后的中俄勘定边界中既“未能亲往履勘”，又受汉奸所愚，导致黑瞎子岛被沙俄占领，乌苏里江行船受限。缺乏实践能力的根本弱点，使得才华优长的清流人士经受不住复杂的实践检验，从而难免被历史淘汰。
早期清流中唯一留下来的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力挽狂澜，为取得镇南关—凉山大捷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迎来更广阔的洋务事业，也是因特殊的个人经历而在青年时代受过艰苦磨炼的。16岁时，张之洞就在顺天府乡试中夺得头名解元，一时轰动京城。然而此后经历了军中剿匪、丧父、家乡办团练、幕府当幕僚等实践磨炼，才奠定了成长的实践基础。因而张之洞格外注重经世实学，强调从实践出发，不仅自身取得诸多洋务建设成就，而且提倡士子学习能够发挥实际作用，“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实践造就人才，可以说在张之洞和其他清流身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清流未必都是正人君子
清流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视地方督抚、洋务人士为“浊流”，不屑与“浊流”交往，动辄吹毛求疵，联手弹劾。慈禧重视清流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欲借力整肃朝纲。
慈禧对清流开幸进之门，士子闻风而动，清流群体越来越大，投机分子越来越多，成员道德水平也越来越低。个人道德有亏不知检束，反而自居“名士”，以“小节有疵，大节不亏”自我放逐，从诗酒酬唱、金石书画发展到优伶面首、声色犬马，于妓馆中“置酒宴客，流连竟夕，天明始散”，奏折中义正词严文字的背后，充斥着封官许愿、攻讦钻营等甚至为“浊流”所不齿的行为。
清流不清，这一点早被看穿。曾纪泽就揭露部分清流党人之所以拼命攻击洋务，是因为自己得不到利益而由妒生恨，“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刘坤一也曾抱怨，“所谓清流，未必果识正人君子，且未必尽属正人君子也”，指责清流人士为“伪君子”。清流误国亦不浅
晚清洋务建设中确实出现贪腐、舞弊等很多问题，清流的攻击很多都是实际情况。然而清流一旦成为清流党人，形成利益团体，攻击和指责就成了攻击对手的借口，打倒政敌成了最高目标，洋务建设本身倒相应退居其次了。以翁同龢为首的后期清流，党同伐异更甚，党派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利益成为政敌相攻的工具，最终应验了刘坤一所说“害且中于国家，而身家亦随之决裂”的悲惨局面。
翁同龢是光绪帝老师，长期担任军机大臣，主管户部，但与李鸿章为敌，千方百计克扣北洋水师拨款，导致北洋水师自1888年建成之后再未增添一艘军舰，难以维持日常运转。中日战争爆发前，翁同龢又坚定主战，拉拢文廷式、张謇、志锐、盛昱等清流，大肆散布日本是“蕞尔小国”的言论，敦促李鸿章与日本开战。通过一手控制拨款，一手逼迫开战的手段，以割让台湾岛、赔款两亿两白银的代价，翁同龢打倒了头号政敌。甲午战败之后，翁同龢痛下决心，表态要支持光绪帝自强。然而，对政敌依旧如故，仍然克扣张之洞主办的汉阳钢铁厂的经费，导致钢铁厂始终难以正常运转。这一比日本八幡制铁早建成投产七年的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险些因缺少运转经费而被卖给外国人。在翁同龢等人的眼中，攻击政敌仍然高于国家利益之上。
清流党人和平时期攻击建设者，战争时期攻击作战者，自己虽文不能献策、武不能统军，却以正义自居，牢牢束缚了晚清洋务改革的进程。李鸿章少年得志，但自办洋务后，“三十年来无时不在被谤”。李鸿章之兄、两广总督李翰章抱怨，“近年奖章繁密，动虞触碍，而部中徇言官之议又加甚焉。一人不合，罪及全案;驳而复奏，罪及荐者。此二百余年未有之科条也”，不敢推动改革。张之洞出身清流，担任封疆大吏之后成为后期洋务运动代表。然而张之洞并没有因为出身清流，就得到清流人士的同情，反而因为洋务建设规模更大，受到攻击、诋毁也更多，心中凄楚溢于言表，“十年以来，千辛万苦，众谤群疑，皮骨仅存，生意已尽，沟壑之期会已不远”。有旁观者指出，少有的改革者“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