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自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至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迫搬出故宫，500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国最高权力中心，也一直是中国最高政治、文化中心。可以说，所谓“正统”与“道统”的中国文脉，500年来皆天赋于此。
王国维、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陈寅恪等的人生际遇与故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几年来，因为从事近代思想史与民国人物史料的整理研究工作，我时有发现近代学者与故宫之间的联系种种。不难发现，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的中国，看似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故宫，却以各种非常方式再次“闯入”历史。故宫从一座皇宫到一所博物院的转变历程，波诡云谲、风云变幻的历史篇章一章接着一章而来。仅就知名民国学者而言，王国维、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陈寅恪等，他们的人生际遇无不与故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学术上“独立自由”，在精神上“始新终旧”的民国学者，王国维无疑是典型代表，且与故宫及其旧有政治文化秩序联系最为紧密。无可否认，作为王国维精神世界之中心的故宫，在其“行走”了17个月之后，这座精神圣殿就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进而发生“逼宫”事件(溥仪被迫搬离故宫)中，轰然倒塌，化为乌有。一直对现实世界无欲无求的王国维，其个体生命唯一能获得存在感的那个精神世界，此刻也荡然无存。一生保持着精神洁癖的王国维，当然义无反顾、毫无留恋地要一死了之，带着为道统陪葬的意志，以及那个在心目中永远保持着神圣归宿感的“故宫”，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从王国维开始，梳理与探寻故宫的近代文脉，似乎总绕不开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夕的“逼宫”事件。于是，围绕这一事件，我将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对此事件的不同反应，作为后续篇章，以此比较旧式传统文人与新派知识分子对“故宫”这一文化象征的迥异心态，希望藉此予今世读者某种微妙深沉的观感。
可以看到，这批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勇立潮头的新派知识分子，对这一事件乃至故宫本身的文化意义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对溥仪的遭遇抱以深刻同情，对整个故宫的命运予以高度关注。1924年11月5日，已经两次进宫见过溥仪，对这位末代皇帝印象并不算坏的胡适，突然听闻了冯玉祥兵占故宫的消息。他为之愤愤不平，当即给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写公开信，抗议民国军队以强暴蛮横的姿态驱逐逊帝，背弃了早已签订的《清室优待协议》，强调说这一事件实为“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随之而来的，康有为四处游说欲请溥仪还宫，章太炎坚请政府拒还故宫等等，都可以看作胡适这封公开信所衍生的争端种种。当然，胡适这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论争，终究还是以溥仪迁居、故宫国有而告终，但善待国民遗产、慎管故宫古物的动议，多多少少还是对当局有所触动。当时写联名信抗议胡适的李宗侗，后来就成为故宫文物的清理与保护者。
在“八千麻袋”事件发生前后，沈兼士、陈垣、罗振玉、傅增湘等民国学者扮演了参与者和见证者的重要角色
诚然，皇权终究为民权所取代，皇宫终究成为博物院，历史潮流无可阻挡。接下来，则是深藏于故宫的史料文献宝库大门就此洞开，故宫文献的整理与利用被历史性地提上日程。鲁迅曾经写过《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将民国建立之初，故宫“大内档案”的散佚乱象一针见血地披露，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各种“内幕”消息纷至沓来。
“大内档案”是指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中的诏令、奏章、朱谕、实录、则例、典籍、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它档案。清代内阁历年来所形成的档案，是研究清王朝政治制度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核心史料，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但时至晚清，政局动荡，清廷早已无暇监管历年来形成的巨量内阁档案。1909年，为整修内阁大库，决定将所存大批档案移出库外等待焚毁。因学部参事罗振玉呈请张之洞上奏朝廷罢焚，由学部暂管，这批档案始躲过一劫。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内阁大库档案又改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教育部决定成立历史博物馆，将其中较为完整的档案初步挑选出来放置于故宫午门楼上，剩余的档案则装入麻袋堆放在端门门洞之中。1921年，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又以经费困难为由,将其中大部分档案装了8000麻袋,以银洋4000元售出，这即是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在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前后，沈兼士、陈垣、罗振玉、傅增湘等民国学者悉数登场，各自扮演着参与者和见证者的重要角色。将他们与故宫的这段因缘，清楚明白地叙述出来，自然是在故宫探寻中国近代文脉的又一重要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故宫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文化脉络中继续享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文史学术方面居于重要地位，皆与这部分曾经出入故宫、清点内档的民国学者有着重要联系。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为故宫古建做测绘的梁思成、刘敦桢等;还有为研习古代绘画，终日坐在故宫展厅临摹古画的金拱北;为接近溥仪以观故宫秘藏古画，乔装成日本画商的张大千等。
故宫博物院成立十年间，故宫所蕴含的文化、历史、艺术等多重价值，日益焕发，为民国学者们施展才华、深入研究提供了巨阔无比的平台。但随着抗战爆发，时局动荡，这一短暂的“黄金时代”终为旷日持久的“国难”所中断。随之而来的，故宫古物的命运牵动国人的心魂，在故宫古物的迁移历程中，蔡元培、陈寅恪、马衡等人的贡献与意见，可圈可点，值得国人铭记。而在“古物南迁”之前，故宫古物远赴英国伦敦艺展，以及影印四库全书作为“国礼”赠送苏联等重大历史事件，又将故宫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突显，甚至还将其赋予了文化外交的重要使命。梳理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民国学者在这些事件中的言行与影响，作为百年后只能在故纸堆中神游现场的我辈学者，虽殊觉困难，但更觉历史意义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