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始于两宋之际，有一定的环境因素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大概从春秋时期开始，一些基本经济区如成都盆地、关中平原、华北平原、太湖流域等，随着区域开发的加深和扩大，区域之间的相互争夺，以及开发带来的环境变化，已成积渐之势。到了唐宋时代，整个气候环境属于温暖湿润的状态，尽管当中有若干年份出现过运河冰封或南方荔枝被冻死的极端现象，但总体上是一个回暖的时期。根据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彼时的温暖期已越来越短，温暖程度也越来越弱，而寒冷期则越来越长，强度逐步增大。明清两代处于全球范围内的冰河扩张时期，故也称“明清小冰期”。根据明末清初谈迁《北游录》等资料中的物候记载，可以推断北京地区冬季气温比今天约低2℃。
至于植被，自唐宋以后，开发最早的那些地方，像河北平原，天然植被大幅度减少，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北方的一些沙漠，大多是出于人为的原因而逐步形成的。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破坏、过度垦殖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地表出现严重侵蚀，沙化面积大幅扩大。
本来，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或文化区全在北方或关中，北宋时期已基本转移至黄河下游。《水浒传》中讲到的河北大名府，就是北宋的四大京之一，十分繁华，可与东京开封府媲美。据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的说法，北宋政府为了营建这个京城，耗费了五年时间。这需要耗去大量的木材及相关资源，日常生活中的燃料也多来自木材。植被因而日渐稀少，经济作物桑树甚至成了建筑材料与生活燃料的替代品。欧阳修在其《文忠集》中曾说过：“河北、京东诸州军，见修防城器具，民间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无木植送纳，尽伐桑柘纳官。”而此时黄河的泛滥一度十分严重，生存环境大为恶化。河北平原上重要的河道迁徙变化同样无常，黄河较大的改道，约平均十年即发生一次。原来繁华的大名府境内，已芦茅相望，斥卤频生。除了这些，还有可怕的旱灾与蝗灾。明代的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蝗虫多集中于“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黄河下游的这片地区，正是中国蝗患区的中心。
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上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发生在两宋之际，是有一定的环境背景的。至于宋金、宋元、元明、明清等王朝之间的战火，不但使饥民大增，更令环境遭受重创。
相对而言，南方不像北方长期饱受战争的摧残和各族人民内迁的扰乱，农村的发展和变迁是较为平稳的。在南宋时期，南方的经济地位早已跃居全国前列，并持续兴盛，以致有所谓天下赋税多出江南的说法。南方经济上的长期兴盛，使北方日显落后。加之环境的恶化，较低的生态持续力和脆弱的环境系统，使北方再无复起之势。
唐宋以后，中国南方的地利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许多荒芜的洼地、山林、滩涂等，都受到官方与民间的重视，通过各种各样的经营方式，基本都改造成了可耕地，并在其周围衍生出一系列的聚落。在太湖平原，低洼的泥塘通过修筑堤围，放水排干，成了肥美的农田。各种紊乱莫名的河、湖、港、浜、塘、浦、泾、荡、瀼、淹、溇等自然水体形态，在人工改造后，构成了比较有序的水文系统，有所谓纵而为沥、横而为塘，大者为港，次者为浦，转而为泾，分而为浜，回而为湾，合而为汇，派而为沟、为漕的不同称呼。这些都是水乡泽国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环境基础。到了明代，经济结构上快速的商业化转变，使这里持续繁荣发展，令海内外瞩目。
嘉靖到万历年间，明代社会经济繁荣富庶，环境问题也相当严峻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日常生活中已经感到的环境危机或者说是民生危机，其实已经相伴而生。
1565年，已经六十岁的昆山人归有光，考中当年的进士后，即莅任长兴知县。这个时候的明朝，以宫廷政治的不良，深为时人所讥评。在位的嘉靖皇帝崇信道教，整天不上朝堂，在宫内炼长生不老的丹药。而在地方上，天灾人祸不断，世道大有凄怆之态。在整个帝国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由于环境的破坏和水利的长期荒怠，以及断续发生的“倭寇”之乱，使民生十分艰难。
归有光到长兴做官的时候，正是天灾人祸剧烈之期。江南还发生了较重的旱灾，天气亢阳，夏秋之际，农田中的禾苗全部枯死。归有光比较重视兴修水利，采取人工改造的方式，来协调水旱的问题。但关于他的水利思想，直到隆庆三年，才被新任巡抚海瑞付诸实践，获得较好的成效。归有光的水利论文，开始为后世广泛称引。
许多史料都表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明代社会经济繁荣富庶的阶段。然而整个环境的问题，或者说是民生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也相当严峻。环境的恶化，在河港水利的淤塞、水旱疫病的发生、山林植被的滥垦等方面，都有深刻的暴露。
明朝结束后隐居在浙江桐乡县杨园村的著名理学家张履祥，有着细致的体察。他在农村教书的同时，抄辑湖州归安县一个沈姓乡居地主的《农书》，与家人研究农桑生产技术，雇工经营桑地与稻田，还亲身参与田间劳动。根据在嘉兴、湖州两地的生活经验，张履祥指出浙西地区内部自然环境的不同及其营造的生活传统差异。他说：“一方有一方之物产”，所谓“山之竹木，海之鱼盐，泽国菱芡，斥卤木棉，莽乡羊豕之类”，在嘉兴、湖州水乡地区就是蚕、桑、米等大宗;田土的肥瘠高下不等，对民众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
比较而言，杭州地区内部环境的差异显得最大。从整个水系或地形上看，杭州属于嘉、湖的上游地区，清代的水利专家们指出，这里发生的所有水患，根本在于临安、余杭一带的棚民租垦山地，导致山土疏松，雨期就更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水土流失。上游的不安，会导致下游的嘉湖地区更多的危难，连带太湖下游的苏州、松江地区也会受到影响。
而在河湖分布丰富的地区，渔业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明清时期的湖州低乡地区，一遇大水，百姓们只顾鱼塘的安危，而不去抢救农田。水田的稻作生产，在地方百姓眼中，常常不如蚕桑业、棉作业以及渔业养殖等高收益的产业来得重要。
环境决定了生存方式，但经营方式或技术上的选择可以对此作出改变。常州府江阴县人李诩，曾在其晚年所撰的《戒庵老人漫笔》中，写了一个农民如何致富的事迹：常熟人谈参，在家排行第三，生活俭朴，但很有商业头脑，看到乡民们为了追求渔业上的利益，而抛弃了大量洼芜的田地。他就以很低的价格收购过来，将最低洼的地方开辟成鱼塘，周边筑上高塍，既可以防泄，又可以耕作，每年收入是普通农田的三倍。数以百计的池塘全部养鱼，在池塘之上搭盖房子养猪，猪舍既很凉快，而鱼也可以食用猪粪，这样两相得益。在开垦好的田塍上，平阜的种果树，汙泽的种上菰属，可耕的种蔬菜。其他如鸟凫昆虫之类，都可以设计罗取。谈参在家中摆好几个储物匦，按照不同的收获品分类放置，每个匦满了就往外销售。这样，每个月可以卖好几次，收益颇丰。这是一个人工改造环境的成功典型，也符合生态农业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明，明清时代的人们已经注意转变农业经营方式，扩大农业生产上的收益。
从整个东方国家的历史来说，水利确实是一个极重要的社会公共工程，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在江南地区，水利工作的核心是如何在雨期能够顺利排除过剩的水量，以保证农业的稳产高产。宋代以来的人们，一直十分重视作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太湖平原的水利工作。宋人单谔所写的《水利书》指出，苏州、常州、湖州三府之水为患最久，从溧阳五堰以东到吴江县，好似人的身体：“五堰其首，宜兴荆溪其咽喉，百渎其心，震泽其腹，旁通震泽众渎其络脉众窍，吴江则其足也。”这是着眼于整个太湖流域，来谈水利大势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在后来人们的水利论议中，对单谔的这个说法多所仿效。像清代凌廷堪的《杭湖苏松源流异派同归说》，就是借用这个人身器官系统的妙喻，来专论湖州等地的河湖溇港水利。
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在倡导水利的同时，对水利的荒怠也时常发生。河湖出现坍涨的地方，就要随宜修治。但在乡村地方，官豪富室每遇涨滩，就希图承佃开发;或者将池塘占据养鱼，将湮塞之处又霸作私田进行垦种。归有光指出，地方政府贪图其中的短利，对地方豪民这种侵占沿江淤地，广种芦苇等水生作物的行为，不但不予阻止，反而规取其税，采取了纵容的态度。而当政府真的要规复水利，已在占垦淤沙地区中获得利益的地方民众，大都很不情愿。
太湖平原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自然环境与人文塑造结合得较好的地方，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是从自然天灾的角度看，这里的水、旱、蝗、疫、风灾、潮灾、地震等，在传世文献中屡见不鲜。而且，环境卫生长期处于不良的状态。
对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的考察，明清时代的人们其实已经有很多记述。许多水利专家与一些地方官员，都知道环境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都为规复水利、改善民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就特别强调了政府在兴举水利工程或规复生态时，应该熟识地理环境，注意区域的差异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