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域和中原就开始了交往和互动。考古学者曾在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墓出土了保存完好的中国凤凰刺绣和山字纹铜镜，该古墓的断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代中叶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中原地区的物品在西域的出现，充分说明上古时期欧亚大陆交流互动的存在。游牧于黑海、里海以及咸海一带的斯基泰人和其他游牧民族成为欧亚大陆文明互动的开拓者，而西域地区早就是欧亚大陆东西方交往互动的一个重要枢纽。那么，中原和西域地区的交流也早于张骞通西域。另外，中国对于西方的了解还有像《山海经》那样的传说呈现，更是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
因此，学者王永平在《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一书中认为，长期以来在中国史研究中较多地强调东亚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和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道路，以致造成了一个只有在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才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错觉。中华文明早在五千年前就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发生了联系，张骞通西域只不过是古代中国开始大规模探索与了解世界的一大壮举。
隋唐时期，西域地区仍然是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交通枢纽和互动中心之一，西域在欧亚大陆文化互动中起到巨大的作用，欧亚文明在这片壮阔的历史场景之中碰撞与交融。美国汉学家爱德华·谢弗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中所提到的唐代外来文明，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西域地区传来的，唐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飞禽、走兽到食物、香料，从植物、药品到颜料、矿石，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都有外来文明的踪迹。
西域的文明不仅仅影响日常生活，还波及文明深层之处，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论及西域胡人对中原王朝建筑的影响时指出：“综合隋代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何稠之家世事迹推论，盖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而又久为华夏文化所染习，故其事业皆藉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如明堂、辂辇、衮冕等，虽皆为华夏之古制，然能依托经典旧文，而实施精作之，则不藉西域之工艺亦不为功。夫大兴、长安都城宫市之规模取法太和洛阳及东魏高齐邺都南城，犹明堂、车服之制度取法中国之经典也。但其实行营建制造而使成宏丽精巧，则有资于西域艺术之流传者矣，故谓大兴长安城之规模及隋唐大辂、衮冕之制度出于胡制者固非，然谓其绝无系于西域之工艺者，亦不具通识之言者也。总而言之，若技术人才出于胡族，则必于西胡而不于东胡求之，盖当中古时代吾国工艺之发展实有资于西域之文明。”
建筑是一个文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个文明的建筑风格体现了这个文明的深层文化结构，西域风格的建筑元素融入中国建筑是多元文明互动的体现，由此可见西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深层次影响。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对流寓长安的粟特人以及他们对唐朝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进行详细研究，为我们展示了长安多元文明汇集的恢宏画卷，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唐朝都城长安弥漫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奇和诱惑。文明之间的互动总是伴随着物质上的交流，人们对域外物种尤其是本土缺乏的物种尤为热衷，我们从出土的唐代西域文物可以想见，外来的每一种事物所影响的生活都如此精致，使我们发自内心地去向往。
西域在唐朝维护政治稳定方面作用十分重要，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可见唐朝经略西域并非好大喜功，而是出于战略安全的需要。
唐朝与西域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唐朝初期西突厥在西域势力强大时期，此时安西都护府草创，唐朝开始经营西域。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消灭高昌国，在其地设西州都护府。同年九月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设安西都护府，以备西突厥在此地扩张势力。二是从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到安史之乱爆发的安西、北庭都护府时期。尤其是显庆(656—661)、龙朔(661—663)年间，唐军平定西突厥之后，安西大都护府的管辖地迅速扩大，包括安西四镇、西突厥故地、昭武九姓、吐火罗以至波斯都督府，大致包含相当于今日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亚五国以及阿富汗，唐朝在西域的行政体系趋于完备，此时唐朝在西域的势力达到鼎盛。然而由于地缘上的冲突，这一时期吐蕃开始与唐朝争夺西域地区，甚至在咸亨元年(670年)曾一度攻陷安西都护府。三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与吐蕃争夺西域直至吐蕃占领西域，中晚唐时期唐朝对西域的控制逐渐式微，直至退出西域。
西域既是文明互动的熔炉，也是文明角逐的沙场。唐朝对西域的重视和经略，正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环节，综观历史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