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提升到更高水平。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入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加强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创新，形成融通古今和中西的理论新概括;善于挖掘新史料、用好已有史料，并且注重研究方法创新，不断拓展和深化一些领域的研究;推出集中体现史家史才、史学、史识的精品力作，不断提升中国史学的影响力。
习近平同志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必将成为推动我国史学发展的强大思想动力。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提升到更高水平。这是当代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提升到更高水平，必须深入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是一个十分重大、十分宏阔的课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这也是我们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必须遵循的原则，特别是要突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历史蕴含的经验、智慧和创造精神无比丰富。中华民族的发展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又具有本民族的鲜明特点。新时代的中国历史研究，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中国历史的演进经历了哪些阶段，各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在世界各国中，中国封建社会经历的时间最长、发展的程度最高，其主要运行机制是什么，有什么规律性?几千年来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内部动力是什么?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其成功的真谛是什么?几千年来中国如何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并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自己的巨大贡献?围绕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这个总题目，在前辈学者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出新成果，能够进一步深化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视角阐明古与今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其中蕴含的规律，为当前坚定“四个自信”提供历史依据和精神滋养。这一课题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可以采取合作研究的形式不断向前推进。
大力加强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创新
加强理论创新是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提升到更高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更是当下许多学者共同呼吁的问题。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是对一种历史现象或对某一历史时段的恰当概括，由于达到本质认识而对具体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国史学要在新时代谱新篇，应将理论创新摆在重要位置，以理论创新体现我国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已经提出不少理论主张，对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譬如，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地区不平衡性和广大边疆地区封建化进程、大宋史观和新“宋学”观、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等，这些理论主张足以说明我们在理论创新上有很好的势头。一种理论的形成又需要有不断提升、完善的过程。举例来说，上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提出“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引起热烈讨论，成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并对明清经济史研究起到明显促进作用。此后，曾有研究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繁荣、手工业发达的现象拔高了。在学术上，一种理论观点遭到批评不足为奇，不能因此而不敢进行理论创新。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的“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观点，虽然比“资本主义萌芽”观点探讨的范围更广、时段更长，但同样是指明代后期及其以后江南地区商业活跃、商品经济发达，较之传统社会已有了新的经济因素。这说明“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是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的一种概括，具有理论创新价值。至于如何定名、如何恰当评价，则可以自由讨论、各抒己见。
加强理论创新应汲取我国传统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宝贵思想。我国传统史学高度发达，包含着古代史家观察历史所形成的深邃智慧，可以给我们带来宝贵启示，值得深入挖掘，进行创造性阐释，形成融通古今和中西的理论新概括。
不断拓展和深化一些领域的研究
既拥有极其丰富的传世典籍，又拥有大量出土史料，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最大优势。我们既要善于挖掘新史料，也要善于用好已有史料，不断拓展和深化一些领域的研究，使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为深入。
新史料能带来大量新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利用新史料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比如，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利用丰富的出土简牍史料，在研究古代事件、官制、赋役、乡里、律令、土地关系、交通、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新成果。利用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以及多种古文书，也收获大量学术成果。同时，学者们对大量传世典籍进行深入阐释，相继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古代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经史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成绩斐然，方兴未艾。利用好传世典籍和出土史料，史学还有很多领域可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比如，公羊学说就是一个可以拓展的研究领域。儒家公羊学说曾经在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扮演过重要角色。公羊学说在西汉时期曾经盛行于世，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就很难深入理解西汉时期的思想和政治。东汉以后，公羊学说消沉了1000多年，到了晚清民族危机严重之时又再度“复兴”。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更是把它与西方政治学说糅合，变成倡导变法维新的思想纲领。我们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对公羊学说进行系统剖析、总结，发挥其促进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当代价值。类似公羊学说这样值得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研究领域还有很多。我们要大力挖掘新的史料，充分利用已有史料，不断深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拓展和深化一些领域的研究，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创新。我国史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已有不少创新，这是我国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比如，运用传世文献、出土史料与民族史调查三结合的方法，运用比较研究、历史分析、区域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对于有利于史学研究创新的方法，我们都应当给予大力支持。当然，研究方法的创新又必须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发扬优良学风。惟有如此，研究方法的创新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通过打造精品力作提升我国史学的影响力
史学名著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集中体现了史家的史才、史学、史识。判断一个时代史学发展的成就，判断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是不是提升到更高水平，很大程度上要看推出了多少史学名著。习近平同志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他强调“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打造精品力作，应成为新时代我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史学名家精心编撰的优秀之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夏鼐撰著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田余庆撰著的《东晋门阀政治》，漆侠撰著的《宋代经济史》，宁可撰著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等，都可谓精品力作。这些著作继往开来、启迪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历史研究工作者应以前辈学术名家为榜样，志存高远，潜心钻研，继续奏出21世纪中国史学的华彩乐章，提升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史学名著的产生，除了史家个人的努力，还需要学术部门领导的支持和同行的关心，同时需要进一步优化学术评价体制、发展健康的学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