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追求平等幸福的生活，但何谓平等、何以幸福，却是个难题。据说在雅典的广场上，苏格拉底经常提出此类难题。人们一开始总是信心满满地给出答案，却在苏格拉底的反驳与追问下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当人们反问苏格拉底时，他总是回答：“我也不知道。”在苏格拉底看来，这个看似无力的回答已经足够了——因为自知自己的无知，正是一切知识的开端。
不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并未停留于此。柏拉图之所以创作本书，也与苏格拉底有关。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公民法庭提起指控，罪名是亵渎神灵和腐蚀青年。这些罪名其实只是表面的，审判的真实背景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后的内乱。这场审判的结果让柏拉图对雅典的民主制心灰意冷，开始重新思考人与城邦的根本问题——何为好生活?何为理想政体?
人老了是不是很痛苦
在《理想国》的开篇，苏格拉底前往雅典城外的比雷埃夫斯港参加向女神的献祭。比雷埃夫斯港是当时最大的港口，也是雅典海军的基地。由于海军更多依靠第四等级的力量，因此这里也被视作民主派的大本营。
对苏格拉底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他看完献祭就想赶回城。不料，一个老朋友玻勒马霍斯“强行”留下了他。在玻勒马霍斯的家里，苏格拉底与众人开启了一场漫长的对话。
对话一开始，苏格拉底就出言不逊。他追问玻勒马霍斯的父亲克法洛斯：人老了是不是很痛苦?对此，克法洛斯表现得很平静，回应说年老也有年老的好处，虽然感官已经衰退，不能再享受美食与美色，但也因此从欲望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过上了心平气和的生活。但苏格拉底并不罢休，他宣称克法洛斯之所以内心平静，只是因为有钱，并追问有钱的好处。克法洛斯也不责怪，继续回应：有钱的好处就是不用说假话去骗人，也不用亏欠他人的债务而胆战心惊。
苏格拉底抓住这一回答，追问克法洛斯：如果有话实说和有债照还就是好生活，那么这个定义是否完美呢?苏格拉底举出反例：例如，医生有时隐瞒病情，却可能对病人是好的;再如，有人借了朋友的武器，之后朋友疯了，此时不归还武器也可能更好。因此，有话实说和有债照还并不是完美的生活。通过这场论辩，柏拉图试图表明克法洛斯没能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质，而只是看到了表象。
在克法洛斯之后，玻勒马霍斯继续与苏格拉底辩论。他继承克法洛斯的观点，提出“恰如其分”的生活，就是把善给予朋友、把恶给予敌人。苏格拉底依然不满意，他反问玻勒马霍斯：有没有可能错把坏人当朋友，而把好人当敌人?如果是这样，“恰如其分”岂不是帮助坏人、损害好人?
通过这层论辩，柏拉图意在强调，必须先理解真正的“好”，掌握关于“好”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柏拉图暗示应由有知识的人来区分敌友——显然，哲学王的主题已隐藏其中。
牧羊人是真心为羊好吗
到了这个时候，色拉叙马霍斯突然打断了对话。此前，他一直在旁听，并对谈话的内容极为不满。现在，他终于要向苏格拉底发起真正的挑战。在他看来，符合生活逻辑的“好”就是强者的利益。因为人们一般把合法的视作正义、不合法的视作不义。色拉叙马霍斯的定义，显然不符合一般人的道德直觉，却包含了对世界的敏感洞察。尤其是在当时的希腊，城邦之间的相互攻伐与征服，无不遵循强权即公理的准则。
苏格拉底决意挑战色拉叙马霍斯。他先抓住强者利益的定义，质疑强者会不会误判自己的利益，错将有害的当成有利的，从而制定违背自己利益的法律。显然，苏格拉底意在再次提醒，“好”的建构须以关于“好”的知识为前提。更重要的反驳是，苏格拉底宣称，“美好”并非为了强者利益，而是为了照管弱者利益。比如，医生的技艺是为了病人的健康，牧羊人的技艺也是为了将羊养养肥壮。以此类推，统治者的技艺也是为了照管百姓的利益，让人民安居乐业。
这种论证着实令人生疑。医生治病真的是为了病人吗?难道不是为了赚钱，或为了个人的名声?如果说有的医生确实是为了病人好，但这世上真有牧羊人是真心为羊好吗?把羊养得肥肥壮壮，不就是为了赚更多钱吗?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注意苏格拉底反复强调“真正”的医生和牧羊人。这里的“真正”，意指最好的、最完美的。回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中，苏格拉底所追问的也非现实中的医生和牧羊人，而是医生和牧羊人的完美理念。
这里，我们才可以理解苏格拉底的逻辑：当我们说一个医生是好医生时，一定是指他的医术高明、能治好病人的病，而非能赚钱。当我们称赞一个好的牧羊人时，也是指他的养羊技术好，而非赚钱多。尽管赚钱可能是医生和牧羊人的目的，但并非判断医生和牧羊人技艺完美与否的标准。
反之，如果医生只知赚钱，甚至坑害病人利益，那他在病人心中早已不是“真正”的医生;一个只知赚钱而根本不在乎羊的人，也并非“真正”的牧羊人，最多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因此，真正的统治者也就并非只知自身利益的强者，而应该是一心一意为百姓利益的人。
灵魂由哪些部分构成
从第二卷开始，苏格拉底开始讨论城邦正义。转向的原因是，在苏格拉底看来，城邦同样是一种有机体，与人的灵魂分享相似的结构。
城邦的建立，由三种人构成——统治者、护卫者和劳动者。在柏拉图看来，最理想的政体是哲学王政体，即由拥有知识和智慧的人来担任统治者。较之统治者，护卫者虽不拥有最高的智慧，却拥有勇敢的美德，敢于舍身为国、保卫城邦。除此之外，劳动者既缺少智慧也不够勇敢，但他们具有节制的美德，愿意服从哲学王的统治。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样一种依据各自美德而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的城邦，正是一个和谐的城邦、一个正义的城邦。
与城邦由三部分构成一样，个人的灵魂亦由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构成。理性是人运用计划和推理来实现目标的能力，对应的是智慧的美德;与哲学家的位置一样，理性在灵魂中居于统治者地位。激情是灵魂中爱好荣誉、渴求胜利的部分，对应的是勇敢的美德，是灵魂中居于理性之下并辅助理性的部分。欲望是灵魂中最低等的部分，城邦中的劳动者更多受到欲望的影响;与劳动者的被统治者地位一样，欲望也应在灵魂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用柏拉图的比喻来说，人的灵魂就是一驾马车，理性是马车夫，激情是一匹白马，欲望是一匹黑马。理性竭力把马车往正道上赶，黑马努力将马车拉向邪路，白马则努力帮助马车夫。如果理性能够成功支配激情与欲望，就能处于和谐状态。一个激情和欲望受到理性制约的人，在生活中也自然不会去做欺骗、违约或背叛朋友的事。
在当时的希腊世界，每种政体都有各自的“应得”。比如，贵族制的“应得”是血缘，官职也依据血缘分配;寡头制中，“应得”是财富，根据财富多少来划分公民的等级与权力;民主制中，“应得”是自由民的身份，权力应由全体公民平等分享。但在《理想国》中，这些传统标准都被否定，唯一的标准就是人的德行和品质，职位的分配也同样依据德行——有智慧的人居于统治者之位，勇敢的人担任护卫者。
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柏拉图过于抬高理性和知识的地位，并轻视劳动者的美德和品质。但如果放在历史的语境来看，较之过去以血缘、财富、自由身份来分配职位的种种做法，柏拉图所倡导的依据人的内在德行来分配政治权力的美德正义观，无疑是一种进步。
好的笛子该分配给谁
在继承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美好”是平等的分配。但是，这种平等并非单一的标准，而是数量平等与比例平等的混合。
亚里士多德举的例子是分配笛子。假设要组建一支演奏笛子的乐队，但笛子的音色有好有坏、演奏者的水平也有高有低，应当如何分配笛子呢?音色最好的笛子，应该分配给谁呢?
对此，有人认为最好的笛子需分配给水平最高的人，这样有助于演奏出优美的音色;有人建议分配给演奏水平低的人，这样可弥补其水平的不足，增强乐队的整体效果。
亚里士多德的方案是：一方面，无论演奏水平高低，每位演奏者都应得到一支笛子;另一方面，最好的笛子应当给演奏水平最高的人，因为这样最有助于实现好笛子的优美音色。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平等：一种是数量平等，就是对所有人的一律平等。比如，所有乐队成员都应当得到一支笛子，不能因为演奏水平低就剥夺获得笛子的权利。另一种是比例平等，即依据内在品质的分配。比如，演奏水平高的人应当得到好笛子，而水平低的演奏者只能得到较差的笛子。
当然，对于比例平等，问题的关键是依据何种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坚持目的论，即以事物的内在目的为标准。既然笛子的目的是被演奏，那么演奏水平高的人显然最有助于实现笛子的目的。
因此，真正的美好生活即社会正义，不可能只是基于德行的差序正义，而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平等的混合。这并非对柏拉图的否定。事实上，正义的本质是极其复杂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伟大的思想家，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