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读书、工作、生活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治家心得和体会。对这些治家心得、体会进行分析和提炼，进而上升到价值判断、精神引领层面，则形成了富有丰厚内容的治家观。治家观在传承家风、延续美德、矫正缺失、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提倡学习
家中长辈基于自己对知识的占有和运用能够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希望将学习知识的良好风气传导给家中晚辈。
杜甫给家中幼子杜宗武写了一首诗，诗中告诫其子：“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杜甫非常喜欢读《文选》，通过读此书开阔眼界、增长才干。杜甫把读此书的经验传递给儿子，希望儿子能够重视此书，通过阅读此书陶冶情操、培育道德。对于杜家来说，“诗是吾家事”，诗书是传家之宝，需要把良好学习读书之风延续下去。
陆游家族亦是耕读传家之族。陆游的高祖陆轸喜欢购书看书，撰写《修心鉴》，教育子孙如何读书。陆游祖父陆佃，虽然身居要职，但仍坚持学习，不仅藏书颇多，还著书二百四十二卷，显示出对经学、文学等方面颇深的造诣。陆游的父亲陆宰是宋代有名的藏书家，是当时浙中三大藏书家之一。在这样的书香门第熏陶中，陆游从小就培育出酷爱读书的情操，自嘲为“书痴”。陆游希望把祖传的热爱读书的家风传承下去。他在《跋范巨山家训》中强调“人莫不爱其子孙，爱而不知教之，犹弗爱也”，意在告诫子孙要善于为子孙营造读书的良好环境。陆游写了许多诗篇，在这些诗篇中将父亲一颗谆谆教诲的心展示无遗。陆游首先在诗中告诫子孙要了解陆家的学风积淀：“经术吾家事”;在此基础上要“躬行更不疑”，不能拖累陆家：“汝曹切勿坠家风。”陆游在诗中告诫孩子要勤学习、多读书：“善和书幸在，它日要人传。”“最亲切处今相付，熟读周公《七月》诗。”读书的乐趣、快感、幸福被陆游揭示出来，也传递给了子孙。陆游幼子在这样的氛围中也被培养为有名的藏书大家。
清代的陆陇其在给大儿子的信中深切地盼望他能够通过读书达到明理的目标：“我虽在京，深以汝读书为念。非欲汝读书取富贵，实欲汝读书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人在成长过程中，首先要通过读书来做人，在做正派人基础上，通过读书来正确做事。
讲究实用
封建社会是以农为重的社会，强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概括古代中国人“拥有土地是人们经济努力和投资的主要目标”。人们把这种在土地上付出与回报是相等的思想，移植于家庭，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富有实效性。焦竑在《澹园集》中作了一个精妙的说理：“夫犀象珠璧，世所珍也，然寒不可衣，饥可不食，挈而过三家之市，必有譁而怪之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在于“犀象珠璧”对于农耕的人们来说没有实际用处。这一点，当然与那个时代物质匮乏有关，然而，质朴的实用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有意义的。这种实用精神体现到古人的丧葬观上就是摒弃浪费和虚妄，求得内心的平静才是最可宝贵的事项。
唐代名臣姚崇在《遗令戒子孙》中告诫子孙不可厚葬自己，就是从实用精神进行阐释的：“吾亡后，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佛事;也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南宋倪思在《经锄堂杂志》中亦阐明这种观点：“若乃丧葬，仓卒之际，往往为浮言所动，多至妄用。”古人从实际精神入手，对一切事物看得非常透彻，这与国人的生存机遇与心理特征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
严于律己
古人为官，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长期的仕宦生活培育出古代官员异于常人的可贵品格。古代官员希望将自己身上塑造的美德通过家风营造、家训传递的方式，让后代子孙能够从中汲取养料，从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栋梁。
明代杨继盛在给儿子的书信中告诫儿子要忠诚报国：“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南宋袁采在家训中告诫后辈做哪些事情是为人处世之忌：“处己接物，常怀慢心、伪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轻辱于人，君子不为也。”朱伯庐在《治家格言》中告诫后辈如何治家处世：“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古人的这些言论都是比一般的规则和约束要严格，只有在严格的环境中存在和发展，才能够有大的视野、大的格局、大的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