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被无数史实证明的铁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们开始反思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史学领域，研究历史上人类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环境史学应运而生。当前，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我们要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度推进的新形势，不断深化我国环境史研究，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史学智慧。
20世纪末本世纪初，环境史研究开始被引入中国，我国不少学者撰文介绍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对我国历史上的一些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探讨，取得不少研究成果。近年来，环境史研究更是成果迭出，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环境史研究还需要不断深化。我国环境史的学术归属、学科定位等学科基本问题还困扰着本领域的不少研究者;实证研究有待加强，特别是对于自然景观、生态系统发生重大变化的近现代环境史缺乏深入考察;缺乏全国性的研究学会和专门刊物，不利于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开展;等等。不断深化环境史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注重长时段考察。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一般来说，除了地震、火山爆发、海啸、台风等突发性自然灾难，诸如土地沙漠化、河道变迁等自然环境的变化都是缓慢的、渐进的。同时，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仅会适应自然环境，还会对某些自然环境加以改造，这种改造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见，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研究环境史必须注重长时段考察。只有从长时段来审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才能形成一些规律性认识。我国历史悠久，传世文献汗牛充栋，数千年不曾中断的文献记录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环境史信息，这为我们从长时段来认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推进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是我们研究中国环境史的独特优势。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认真梳理我国自然环境从古至今演变的脉络、特征，建立宏观叙事框架，为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奠定基础。
注重从区域环境史切入。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地形、气候、物种等存在较大差异，自然环境与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因此，研究我国环境史需要从区域环境史切入，关注特定区域自然环境的变迁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揭示特定区域自然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离开对一个个区域的研究，仅仅从宏观上讨论，环境史研究就难以深入。目前，我国区域史研究成果较多，但区域环境史研究成果还不多，从区域环境史切入是深化我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路径。需要指出的是，区域环境史研究应处理好微观与宏观的关系，避免碎片化。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深入区域之后还应善于跳出区域，将区域环境史中具有普遍性的要素提炼出来，形成规律性认识，真正实现以小见大。同时，要善于将不同区域环境史纳入中国环境史这一整体框架内进行综合探讨，从宏观上整体把握我国自然环境变迁的脉络，把握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
注重多学科协同配合。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十分复杂，研究范围极为广泛，除了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农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基本学科，还涉及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气候学、地貌学、生物学等学科。正如英国学者伊懋可所说的，环境史“并非是全新的”，环境史所关注的生态系统诸多要素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其他学科研究过。就我国环境史研究而言，早在20世纪30年代，自然科学领域的一批地质学家、气象学家就从我国不同时期的地貌、河流、湖泊、水文、气候等入手，探究我国自然环境的变迁。不断深化我国环境史研究，必须以创新思维打破各个学科之间的壁垒，吸纳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融合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推动环境史研究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努力形成一门理论体系完整的独立学科。这对环境史研究者提出了很高要求，需要研究者增强多学科知识储备、提高多学科研究能力。对于重大环境史研究课题，应组织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参与，发挥各个学科的优势，在协同配合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注重走向田野。环境史是一门实证性学科，需要研究者在把握宏观理论的同时注重实证研究。注重实证研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走向田野，把开展田野调查作为推进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路径。研究环境史，不能只是在历史文献中寻找证据，还应去更广袤的大地上发现历史。研究者应积极深入其所研究的区域，通过探测、访谈、观察等一系列实地活动，搜集实物资料、口述史料等非文字史料，将其与相关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对该区域的环境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比如，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可以通过了解当地民众的心理、习俗和民间信仰等探究环境变迁的历史。随着环境史研究的日益深入，田野调查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可以弥补相关文献记载的缺失和不足，更深入地探究自然环境变迁的成因。这是当下环境史研究需要着力加强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