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以日裔美籍学者罗友枝发表的《再观清史：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为开端，相继出现欧立德、米华健等主编的《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和米华健写的《嘉峪关外：157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以及“新清史四书”等为代表的著作和论文。他们以“新清帝国史”(简称“新清史”)相标榜，甚至以新“学派”自称。我认为，就整体清史而言，“新清史”的若干提法应当辨析。
“三强调”以旧充新
“新清史”究竟“新”在哪里?据“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欧立德等人归纳，从清史研究的角度看，主要体现在“三强调”：一是“强调全球化视角”;二是“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我们姑且按照这三个方面讨论。
所谓“全球化视角”。“视角”，即观察问题的角度。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的观念基本上是封闭的，但并不排除仍然通过一些渠道，诸如少量的国际贸易、宗教传播等了解一些域外的世界。当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和鸦片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即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开始将眼光转向俄国、欧洲其他国家及日本，出现了一批批睁眼看世界的研究成果，诸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与此同时，一些有志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出现了一系列探讨清代历史的言论和著作，产生了诸如“自强新政”“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改革。这一时期诸多奏疏、言论和著作，开始将清王朝与世界各国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对比。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改革家、革命家的一系列著作，无不打上这一时代的烙印。其后，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乃至政治家对清史的研究和表述，逐步摒弃了思想封闭状态，“全球化视角”逐渐根植于中国文化中。所以，“新清史”学者提出的“强调全球化视角”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或“新命题”。
所谓“满洲因素的重要性”。“新清史”宣称要“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其实，对满洲在清史中的作用，仅仅用“因素”来概括显然是不够的。在清代历史中，八旗兴则清盛，八旗衰则清亡。这是历史事实。在我国对清史的资料整理及研究中，所谓“满洲”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因素”，而是直接面对的“中心”或“重心”。清代统治者曾花费很大的精力组织整理、宣扬“满洲”的丰功伟绩，编纂了一系列史书，诸如《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开国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等，目的是使其王朝永垂千古。清朝被推翻后，我国研究者也一直正视“满洲”在清代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历史事实。出版的一系列清代通史或专门史，从没有抹杀或否认“满洲”的重要作用。
所谓“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清史研究中，最早重视和利用满语、满文资料的就是我国学者。清代统治者为了保存自己的历史，很早就采取措施，对满文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对满语的发音进行核对，将满文及一些其他民族文字译为汉字，可以说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为学界利用满文等资料提供了便利。以清代早期的重要历史资料《满文老档》为例，早在清末民初，我国学者已经开始翻译和利用。其后，台海两岸的学者花费大量精力相继出版了汉译《满文老档》。近年来，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学术机构、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杂志等，出版大量汉译满文资料，可见对满文资料的重视。现在，利用满文资料研究清史和满族史的机构和人员不断涌现，一批又一批的研究成果面世，何须由美国“新清史”学者来强调呢?
“满洲异族论”罔顾事实
“新清史”学者的“三强调”，核心是围绕清代的民族和边疆问题。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满洲”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是“异族”，即“满洲外来论”。其代表人物宣称：“满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国”是“异族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进而提出“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主张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限”，从而将中国与“清朝”分开。清朝是“满洲帝国”，“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
对中国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满洲”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的历史典籍，清楚地记载了“满洲”的发展与传承。他们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或和谐或矛盾乃至征战，但从未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这一点清朝的“满洲”统治者自己都一再申明。需要补充的是，“满洲”不仅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他的领导人物努尔哈齐还曾是大明王朝正式任命的官员——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都督佥事，乃至被明王朝晋封为“龙虎将军”，曾担负为明朝管理下属，守卫疆土的职责。
按照“新清史”的逻辑，既然“满洲”是“异族”，那么其入主中原、开疆拓土就都是“侵略”。中国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近代国家观念是鸦片战争后才逐渐传入中国，此前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不是近代观念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部落或诸侯国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各自的利益，为了抢夺资源常常发生矛盾乃至征战。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均是如此，清王朝的建立亦是如此。
其次，中国历史上实现统一或兼并的政权，并不都是汉族政权。占据中央统治地位的统治者也并不都是“汉族”。难道不是汉族当“皇帝”就不是“中国”吗?清朝皇帝一再申明自己是中国皇帝，康熙甚至以在位最长的中国皇帝为荣。
最后，尤具深远意义的是，当辛亥革命爆发，各族民众反对帝制时，清朝皇帝宣布退出帝位，并期望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终结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期望实现立宪共和和领土完整。在中国历史上，此举可谓空前。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清朝能不是中国的代表吗?其后的中华民国不正是接续了这一政治遗产吗?
因此，“新清史”将“满洲”与中国割裂开来，既不符合事实，又误导广大民众。若任其流布，其后果难以想象。
清朝与中国区隔不足采信
“新清史”学者将清王朝分为两部分：一是中原地区，二是“亚洲腹地”。中原地区指汉人集中居住的“中国”，“亚洲腹地”则指新疆、西藏、蒙古及东北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按照这样的逻辑，“新清史”认为中国不能与清朝划等号，清朝是“满洲帝国”，“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
事关中国疆域与主权，不得任人妄说。此前，有关“中国”与“清朝”的关系，已有诸多史学家以丰富的资料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论述，对“新清史”的诡辩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这里要强调的是，“新清史”将清王朝的“亚洲腹地”——新疆、蒙古、西藏等地排斥在中国之外，是别有用心。
清王朝经历顺康雍乾四朝的努力，不仅奠定了广阔的疆土，而且形成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边疆民族的认可和欢迎。因为地处边疆的蒙古、西藏、新疆等民族，他们长期以来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乃至宗教的联系，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清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不单纯是军事征服，还包括政治联姻、宗教共享、经济文化互惠等。
清王朝对于自己的疆域早就有精确的表述。在清代编撰的《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著述中，分别记载了不同时期清王朝疆域的变化及管理的方式，但从未将自己的领土分为“中国”与“亚洲腹地”。
清王朝依据各地、各民族不同的历史、宗教和习俗，创造性地实施不同的管理制度。他们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习俗和生活习惯，用各民族便于接受的方式实施统治和管理。对军事要地采取“八旗驻防”与设省府州县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对“蒙古”采取“盟旗”制度，对西北新疆等地采取设置将军及“伯克”制度，对东北地区采取设置“将军”管理制度，对西藏采取设置“驻藏大臣”与宗教领袖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对西南地区采取驻地官员与“土司”并存制度等，可以说是“一国多制”。但是，不论管理方式如何多样，始终维持和保证了清王朝政权的统一，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盛世。
在清代史料中，我们从未看到像“新清史”那样，将自己的版图与管辖的臣民分为两类的记载。“新清史”使用“亚洲腹地”一词，看似有“世界视角”的“新意”，实则歪曲了清代疆域与主权的真实面貌，不足采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