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历史剧的时候常想，原来中国古代史家就是把历史当作历史剧来看的。历史剧通过人物和时势的关系来模拟历史，时势充满了斗争、机遇、变数，有陷阱有可能性，每个历史人物都要在具体复杂变动的时势之中，判断形势发展的可能性，揣摩人心，抉择取舍，这些历史人物的判断和行动不但关乎历史命运，更是把自己整个身家性命都搭在里面。他们把观众带入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让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去考问其心术，去估量其行动的客观后果，然后对他们有个评价。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四》中这么解释“以史为鉴”：
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这就是说，你若真能把历史当做最好的历史剧看，你其实是在向历史上的政治家学习政治，学习怎么当一个好领导，等你真的负起大责任的时候，你会干得很出色。
这也正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就论述的“礼治”的精髓要义，所谓“礼治”，并不是固守具体的规矩甚至仪式，而是要找到具体情境中的“恰当”，做到具体情境中的“合适”，也就是“中道”。一切的道理都得放到具体的变化的情势中讲。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讲历史其实就是讲伦理讲政治，也是讲信仰讲哲学，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往往以史论的形式展开。
“中国过去的历史，差不多以历史为个人活动的模范，此种特色，不可看轻”
我看历史剧的时候，经常想，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就像分剧本的提纲，提示一幕一幕的主线，书志记载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就像舞台布景，列传写人物，就像在特定舞台上表演的历史剧主角。《史记》就特别有戏剧感。中国最重要的史书体裁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主，而西方最重要的史书体裁是事件史，这个差别很有意思。整理国故运动中，梁启超写《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实是讲如何按照西方专门史、断代史的模式，写出中国的“新史学”，但他却在本书中这样表彰中国旧史的特点：
中国过去的历史，差不多以历史为个人活动的模范，此种特色，不可看轻。若从广的方面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简单地说，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作学做人的教科书。
中国古典史学的史论，如“太史公曰”“臣光曰”乃至王夫之《读通鉴论》之类，其中很大部分在近代史家看来，讨论的根本不是历史问题，如历史发展趋势、规律、因果脉络之类，而是把历史人物放在具体的变动的时势情境里，来辨个贤愚忠奸，其目的都是要让观者去学习、练习在自身的历史处境中怎么做人做事。很可惜的是，当今中国历史学却好像失去了史传传统，而当代历史剧却像过去的历史演义、戏曲一样，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
用历史来教育自己，这种古今互喻、古今融通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潜意识
过去的历史演义、戏曲，讲的主要是帝王将相，逐鹿中原，改朝换代，其间种种爱恨情仇，但这并不妨碍历史演义和戏曲的人民性，引车卖浆者流都爱听爱看，阶级和身份的差别，丝毫不妨碍他们把自己投射到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想象自己下着天下这盘大棋，所思所动关涉万民苍生。
这其实是一种以历史为教材的大格局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也是道德政治实践智能的培养。其实中国的文化教育不完全在读书，过去，普通民众通过历史演义、戏曲学习历史、政治、伦理，这与中国文化小传统与大传统相贯通，社会相对容易流动比较平等，是有一定关系的。
现实中人把自己的命运投射于历史，用历史来自我省察，同时也用历史来教育、范导自己，这种古今互喻、古今融通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潜意识。
大家看京剧，一桌一椅，布景极其抽象，可以演春秋战国，可以演汉唐宋明。看戏也一样，看梅兰芳新编京剧《穆桂英挂帅》，穆桂英虽然对赵家寒心已久，但一旦敌寇入侵，她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大义为先，披挂上阵，看到这时你就自动脑补，自古以来，国家危难则忠臣义士赴死，太平盛世则佞幸小人享国，然忠臣义士所以为忠臣义士者即在此，不免泪目，其实是自己感动自己了。
这时，文化基因落实为价值判断和排序的标准，就在戏曲上演和观看中传承因袭。
历史剧的借古喻今、古今合流，源自中国文化的历史意识，也强化了那种过去-现在-未来是一大不可分割的贯通的整体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很真实的历史感觉和生活感觉，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一大黏合剂，人心的黏合剂，使中国历经巨变、革命、断裂而仍然是中国，是那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中国。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