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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节堂庸训》的齐家启示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留下了诸多颇有教益的家训家规、名言诗文,蕴含着丰富的齐家思想。作为劝诫子孙持身处世、齐家治业的家训,如《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至今仍被津津乐道、广为传诵。由清代名幕汪辉祖晚年所作的《双节堂庸训》,今人却鲜有关注,而其中既闪耀着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光辉,又饱含着汪辉祖业幕一生所积累的处世经验,融合了圣贤之道、囊括了人世沧桑。相较而言,《双节堂庸训》更接地气,看似“庸”,实则“真”。

  汪辉祖,浙江萧山(今杭州市)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年),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因屡试不第、家境困顿,23岁被迫入幕,之后便开启了长达34年的幕宾生涯,先后在金山、常州等10余个地方县衙担任书启幕宾或刑名幕宾,所著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被称作幕业的“枕中鸿宝”。《双节堂庸训》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印染着汪辉祖的人生底色,共计有“述先”“律己”“治家”“应世”“蕃后”“师友”等6篇,共219条,其中不乏可资取鉴之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雅重士人 实事求是

  汪辉祖在“述先”篇中记载了汪氏家世及祖父母、父母的生平。汪辉祖谈到祖父“笃慕儒业”,看到识字之人便肃然起敬、以礼相待,有读书人因贫穷而不能应试,祖父一定会出资帮助;对于失去了从幕工作的读书人,也一定会大力举荐。曾经有一个读书人“考列下等”,汪辉祖听说大家都在取笑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祖父,祖父怒叱:“小子何知!秀才方有等,即下等,毕竟贤于不入等者。”汪辉祖的祖母同样雅重读书人,“邻有寒士,力不能自给,祖母尝节缩口食周其匮”。汪辉祖通过祖父母的言行彰示了对知识、对士人的敬重。

  正如古人所讲“遗金满籯,不如一经”,汪辉祖十分看重知识的价值,“书为良田也……又岂必以资产为凭藉哉”!在汪辉祖看来,知识胜于钱货,读书胜于谋利,“文字之传可千古,而藏镪不过数世;文字之行可天下,而藏镪不过省郡;文字之声价,公卿至为折节,而藏镪虽多,止能雄于乡里;文字之感孚,子孙且蒙余荫,而藏镪既尽,无以庇其后人”。

  在汪辉祖十一岁时,外公到家中,父亲让汪辉祖穿蓝色布袍拜见。母亲认为不妥,“儿以敝衣见新亲不雅观,须假绸衣衣之”,父亲回答说,“何碍!此时衣绸、衣布无关荣辱。今父母为之衣绸,而他年自以布衣终其身,乃为辱耳”。实事求是、循名责实的汪氏家风自此便已见端倪。

  汪辉祖劝诫后人要名实相衬,既不能名过于实,也不能名不副实。出于对名节的珍视,便会顾及廉耻,谨言慎行,既不能玷污先人也要为后人留余地,“顾廉耻乃忌惮,有忌惮乃能检束,能检束自为君子而不为小人”。就像穿新衣服的人,担心有污染,便会时时爱护它,一旦沾染了污垢,也便不再爱惜了,即使浣洗也会留有痕迹,就会任其破陋下去。好孝名,就断不敢有不孝之心;好忠名,就断不敢为不忠之事。

  自立自强 诚实守信

  “述先”篇中记载,有人邀请汪辉祖的父亲参加喜宴,母亲建议让汪辉祖一同前往,“儿不能无应酬,令与人熟识亦可”,而父亲却严词拒绝,“儿欲熟人,人不与儿熟也。儿能自立,人乐与交,何患无熟人?”足见汪家祖宗对后辈自立自强的重视。年少之时,要先立志,“不能立志,则长为懦夫而已”。汪辉祖援引范仲淹、文天祥和周处的事例,劝诫后人要有大志。范仲淹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文天祥为童子时,见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皆谥“忠”,倾慕不已,发出“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的誓言;周处立志悔过,少时无赖,为乡里所患,后来听闻乡亲关于“三害”的议论,心有所悔,杀虎斩蛟,终以忠勇著名。在人的一生中,自少至壮,“罕有全履泰境者,惟耐的挫磨方成豪杰”,这就昭示了为人当自强,不畏困难,勇于斩断人生前行中的荆棘。

  做事贵有恒心,矢志不渝,“能认真于始而不免中辍,断断不可”。汪辉祖引用谚语“扳罾守店”,说只要“手不离罾(捕鱼的网具),必可得鱼”“身不离店,必可获息”,这些都是因为有恒心;又引“磨得鸭嘴尖鸡贱”来反衬那些盲目跟风而无恒念之人,意即本来鸡的行情好,鸭的行情并不好,为了把鸭也卖个好价钱,就把鸭嘴磨尖像鸡一样来出售,待把鸭嘴磨尖后,鸡的行情也大贱了。于是,汪辉祖说,要做成事业,“全以有恒为主”。

  汪辉祖劝诫后人,诚实守信是立身之本,处世之要。“一事失信,便无事不使人疑。果能事事取信于人,即偶有错误,人亦谅之”,“天下无肯受欺之人,亦无被欺而不知之人。智者,当境即知;愚者,事后亦知。知有迟早,而终无不知。既已知之,必不甘再受之”。这样循环往复,就像叫喊“狼来了”的孩子一样,人们也便不再相信他了。

  汪辉祖说,“占便宜者失便宜”,这是亘古不变的通论,“显占一分便宜,阴被一分轻薄”。首先,便宜的产业不能接受,“产业各有时价……妄想便宜,无端而价值比大众较廉,其中必有欺隐、影射、重卖、盗卖等弊”。其次,所借之债应及早偿还,他人借予钱财,是一种恩情,不能把这种恩情视为理所当然,而应当“刻刻在念,力图酬报”。如果“因循不果,至子大于母,则偿之愈难,索之愈急。不惟交谊终亏,势且负累日重”。

  待人谦敬 持家勤俭

  汪辉祖的祖母“性庄重,与人谦谨”,儿孙们到她身前跪拜,她一定起立回应,对待乞丐也是如此。考虑到她是行辈里的尊长,有人就建议她不必这么做,她却回答说:“彼亦人也,何敢以贫故慢之。”有了祖母的言传身教,汪辉祖也教导后人要有亲和力,“有春夏温和之气者,类多福泽;专秋冬严凝之气者,类多枯槁”,为人自然需要“岩岩特立”,以使外人不干犯自己,但也需要有“蔼然气象”,让人容易亲近,“孤芳自赏,毕竟无兴旺之福”。汪辉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后人要礼遇一时失意的人。汪辉祖在十四五岁时,“身孤貌寝,家难多端”,不为宗亲待见。山阴的李惟一是同族的姑父,见了汪辉祖之后非常欣赏他,称他“孺子不凡”。汪辉祖便有如遇知己之感,更加发奋,经常心念这段情谊,也因此在遇到失意之人、孤儿、寒士时,都雪中送炭,给予礼遇。除此之外,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也格外强调和睦邻里的重要性,“望衡对宇,声息相通,不惟盗贼、水火呼援必应,即间有力作之需,亦可借佽将伯”。

  汪辉祖批评“幼小不宜劳力”的谬论,指出“筋骨柔脆,则百事不耐”,“欲望子弟大成,当先令其习劳”。他提到无论富贫,治家都要勤劳,不能游手好闲,“不惟贫者力食,非勤不可;即富者租息之增减,管钥之出纳,无一不须筹画”。为此,汪辉祖还引用了一句谚语:“男也勤,女也勤,三餐茶饭不求人。女也懒,男也懒,千百万亩终讨饭。”更有甚者,如小说家所言:“富家儿中落,持金碗行乞,知乞之可以得食,而不知金碗之可以易粟。”

  除了勤劳,持家还应节俭,不仅寒素之家花钱要节俭,即使是丰泰之家也应准入量出,一天浪费十钱,一百天就浪费千钱,“富家儿一败涂地,皆由不知节用而起”。要让子孙知道物力之艰难,“一衣一食为之讲解来历,令知来处不易”;造宅不宜过于奢华,“宅取安居,惟坚朴者可久”;对于婚嫁喜事,也应量力而为,不能虚饰颜面,“订姻之初,宜从朴实,勿以媒妁所诳,作重聘厚奁之想”。此外,汪辉祖认为,以俭待宾万万不可,虽然不一定要极其丰盛,也应“以洁为敬”。一顿客饭,也能反映出一家之勤惰。

  惜时专注 严于律己

  汪辉祖认为,时光不能虚度,这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时不可失”,而是因为“穿一日暖衣吃一日饱饭,费几多织妇农夫心力”?因此不敢怠惰偷安,这样才能衣食无愧,要不然,别人以辛苦的劳作奉养我们,我们却以安逸享乐来对待,这样看似是在“享福”,实际上是在折福。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精力专注。“盖专一有成,二三鲜效。凡事皆然。譬以千金资本专治一业,获息必夥。百分其本,以治百业,则不特无息,将并其本而失之。人之精力亦复犹是”。

  汪辉祖强调“事无大小,粗疏必误”“脚踏实地,事无不成”。在工作中,要尽职尽责,“臣不能忠,子不能孝,便不成为臣、子。士不好学,农不力田,便不成为士、农”。

  汪辉祖劝诫后人,如若为官,更要严于律己,奉公守法。首先,在声色货利上,要有所把持,不可纵欲,“纵欲败度,立身之大患,当于起手处力防其渐”,“居官贪残者,后有余殃”。汪辉祖最担心的是钱和色的诱惑,便用“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淫人妻女者,妻女亦被人淫”的严词箴劝后人。其次,汪辉祖告诫为官者要在用人、理财、事上、接下等方面恪守法纪,居安思危,“地愈高势愈危”,常怀敬畏之心,不能为所欲为。“覆舟之警,常在顺风,故快意时,更当处处留意”。再次,不要倚傍门户,一旦仰人鼻息,终身不能自振。最后,宦归故里时要避嫌,低调处事,“当以谨身立行,矜式乡党。一切公事不宜干预,地方官长无相往还”。

  除此之外,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还有诸多有关道德、言语、交友等方面的精彩论述,如“缔姻宜取厚德之家”“多言宜戒,即直言亦不可率发”“朋友之分,忠告善道”“与人相处,不当恃己之长,先宜谅人之短”等等,而今均可作为修身齐家之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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