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又好又快地实现强军目标建成一流军队?这是时代的问卷，对其作答需要新的方法和工具。军队改革总是面向更远更不确定的未来，尤需继承弘扬“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实验精神。面对改革强军时代要求，军事实验可以架起改革强军蓝图到实现强军目标的桥梁。
科学技术的持续性、颠覆性创造，极大地推动着社会变革，进而深刻影响着战争形态演进。习近平主席审时度势，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强军改革，勾勒出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的宏伟蓝图。如何又好又快地实现改革蓝图建成强大军队?这是时代的问卷。答卷理应有新方法新工具。
面向未来的军队改革
改革一般指改变旧制度、旧事物，最为熟悉的莫过于改革开放。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只能摸索着干、尝试着做。但并非“盲人摸象”，而在既有指导下摸索并寻求发展之道，遵循的是“实践——反思——再实践”的迭代推进。
改革开放已在诸领域协同推进，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生产生活。一般而言，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诸多领域改革有着一个鲜明特征：评价改革的标准清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领域的改革纵然艰难，但因检验标准的实践性强、理论经验易于习得，所以具有较大的纠偏调控空间，改革的风险更可控。本质上虽属社会改革的军队改革，却有其根本的特殊性。
军队改革特殊性源于战争自身的特殊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国家、集团、武装或非武装组织行动者之间的暴力对抗，具有典型的战时与非战时两种状态。两者既不相等也不自然过渡。固然存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检验军队建设好坏的唯一标准，便是一旦发生战争或需履行国家赋予的其他使命，能够打赢战争、达成国家意志。然而，战争实践的检验具有先天不足，一方面，备战为止战，建设强大军队是为捍卫和平而非好战，甚至应“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战争检验军事改革成效并非上策，必须另寻他策。另一方面，战争实践的被动性、检验时空的滞后性，特别是现代乃至未来战争，“过渡”和“调适”期急剧变短，首战往往即决战，这些都意味着战争准备与实施战争的巨大风险。而且，和平时期的军队组织更趋保守，容易固守曾经的辉煌，难以自觉主动适应世界的变动。“路径依赖”越大，惯性和阻力也越大。军队改革面临的复杂度更高、风险更大、检验成败的空间更小，而且总是面向更远、更不确定的未来。应对这种复杂境地，需要更强有力的领导，要更主动地拥抱未来、敢于探索创新、谨慎合理尝试，方能赢得未来。当前的我国军队，有着坚强的领导保证和强军的科学蓝图，为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从蓝图到施工图再到建成强大军队的全过程，仍异常复杂，存在巨大挑战和风险，尤需继承发扬“摸着石头过河”的实验精神。
实验精神自古有之，亦可视为一种生命本能，甚至有人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试一试”的世界。但从哲学或方法层面对实验进行规约，是17世纪弗朗西斯科·培根提出的，后经伽利略、胡克、牛顿等实验自然哲学的拥护者们确立实验论证的知识生产模式，实验才最终被赋予科学之内涵。《辞海》将实验定义为：根据一定目的，运用必要手段，在人为控制条件下，观察研究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一种实践活动。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发展，实验发挥出巨大作用，或因其所取得的成就太过辉煌，乃至于人们一谈到实验往往指的是自然科学实验，甚至局限于科学家在实验室所进行的实验。逐渐地，实验又迁移使用至人文社科领域，譬如经济实验、心理实验等等，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其实在军事领域，运用实验思想进行军队建设或作战自古有之。古有《孙子兵法》提到的妙算、运筹帷幄;近代普鲁士冯·莱斯维茨发明的克里格斯皮尔战争游戏，被认为是战争准备的直接实验方法和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首次进行舰载机拦阻实验，被认为是专门的科学实验活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科学实验来开发新装备、新战法成为各主要交战国的普遍做法。随着军事领域的实验日趋专业化、技术化，其在建军备战中的作用越来越大。2001年美国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直接把实验视为其军队转型的四大支柱之一。实验已成为美军固有“基因”和文化传统，其组织的各种军事实验常见诸报端。2017年7月至8月，美国海军照例组织了“三叉戟猎人”实验性演习，该演习致力于快速引入新能力、新技术，以及战术、技术和程序，从而促进海上部队在各领域作战。军事领域实施的各种实验(简称为军事实验)，何以能够发挥如此价值呢?隐含其中的原理何在?
实验是通过对对象的积极干预，考察操作所带来的效应，进而寻求或确定因果关系。实践活动总是与认识联系着。欲要认识实践对象，便先要实践它或操作它，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知，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每一次的实践，都是针对之前的实践获得的“真理”而进行的。这种实践便是有指导非盲目的实践。军事实践同样如此。实验引入的核心是为获得实践某事的“真理”，以更好地推动实践。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认为：“实验并不是一宗杂乱无章的活动，而是在观念指导之下的活动，而这些观念要符合于引起积极探究活动的问题所需要的条件。”由此，可将军事实验描述为，通过操作给定条件，考察其所带来的军事效应，旨在探寻军事能力生成或发展的因果关系，以及如何通往此过程的指导。军事实验是有指导的、积极的、尝试性的探索活动。军事领域所展开的各种实践活动，总是面向未来、赢得未来战争而进行的。面向新的情境展开，自身具有先天的探索性、不确定性。因而，军事实践的探索特性，契合了军事实验的精神气质;军事实验呈现的工具理性，又彰显着军事实践的价值追求，两者在本质上是贯通的。在从改革强军蓝图到实现强军目标的进程中，军事实验可以架起联结两者的纽带，提供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持。
军事实验的旨归：创新发展军事能力
2016年，美国科学院空军研究委员会发布《实验活动在空军创新生命周期中的作用》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实验是创新之基，在发现可能的创新到实际形成作战能力，有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横跨这个‘死亡之谷’最为有用的方式之一，是设计和执行一系列明智的实验活动。”该报告不仅将实验与创新军事能力直接关联，而且强调该过程需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这是美国及其军队对军事实验的重新认识，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开始批判反思自然科学实验原理应用的局限性以及军事实验自身的特有属性，进而更有效地服务于军事能力创新发展。
客观上说，四十年改革开放，培育了我们较为厚实的实验传统。然而具体到军事领域，于我军而言，当前谈及实验，更多的是将其视为军事科学研究方法，鲜有把军事实验与军事能力创新发展直接关联起来。一方面，强军改革涉及诸多诸种因素纠缠叠加，使得这项系统性工程变得极为复杂，检验成败得失的标准又难以获得，常规意义的实践——反思——再实践中的反思尤为关键。反思的根据、方向何在，直接决定着后续的再实践，迫切需要新方法新工具。另一方面，军事实验固然具有服务军事实践、推动军队改革的价值，但军事实验自身作为实践对象，对其认识是否合乎其“本性”，又制约着其支撑军事能力生成的价值实现。在深度推进强军改革的时代浪潮中，从哲学层面创新发展军事实践方法、阐释军事实验何以可能，真正实现实验这个“脚手架”成为强军改革的方法工具，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