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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政权短命启示录(下)

  相比曹丕,曹睿似乎在志向气度宽仁方面略好,在开疆拓土方面有所建树,亦常能虚心纳谏,却才疏而多欲,于识人用人上也缺乏深刻洞察力,由此也便注定了他在位亦难以真正聚拢人才、凝聚人心,临终又托孤失当,最终导致曹魏政权旁落。

  开局是好的

  曹睿大约20来岁时即位为魏明帝。他当太子的时候,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只是潜思读书。在历代君主中,这样的开初表现算是良好的。

  即位后,大臣都想一睹风采,他却只接见了侍中刘晔,谈了一天,大家都问印象如何?刘晔说:“秦始皇、汉孝武之俦(辈),才具微不及耳。”刘晔说得委婉,也有逢迎拍马之意,但搴去浮华之词,其实就是志大才疏之意。

  曹睿即位的头几年,应该说颇有些新气象。比如227年,听说诸葛亮抵达汉中,就想大举进攻,以此询问散骑常侍孙资,听了一番分析后,觉得很有道理,便停止了进攻计划。再比如,当初曹丕废止五铢钱,以粮食和丝绢代替,结果弄虚作假的越来越多,臣子建议恢复铸造五铢钱,曹睿便同意。还比如,他经常说:“狱者,天下之性命也。”为此采取了不少办法来规范优化,诸如采纳臣子设置法律博士的意见,下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修改汉朝法规。这说明,曹睿能够虚心纳谏,同时也能关注治理中的一些疑点、难点加以解决。

  230年,代理司徒董昭上书说,“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搞起团团伙伙,相互恭维,对依附自己的人就百般美誉,反之就百般挑剔,甚至说今世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消除呢?只怕人际关系不够,朋友不多;还有什么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呢?只要加入了小圈子结成朋党,别人对你就百依百顺,说话像蜂蜜一样甜。这样的不良风气,看来古代曾经盛行,今天亦曾有过,关键在于要敏锐感知并坚决遏制。

  面对董昭之谏,曹睿很认同,还从制度上加以改进。下诏说郎官必须通晓一种经典才能当地方官,“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然后还把诸葛诞、邓飏的官职给罢免了。可以说,曹睿此时还是很能听善言的。

  若果曹睿就此不断地开新局面、造新气象,延揽贤才,曹魏之兴盛亦是必然。

  后期执政利令智昏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232年,曹睿的政风就开始变得凌厉刚愎起来了。

  曹睿在识人上缺少大智慧,主要体现在对司马懿的判断上。他曾经问陈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说:“朝廷之望也;社稷则未知也。”这说得很是直白了,但曹睿并未警醒。到了239年临终时,曹睿还把幼子曹芳托付给司马懿。与刘邦识人用人乃至托孤之精准相比,真是判若云泥。

  在当政中期,曹睿多欲的本性就开始暴露,其恶行劣迹及其臣子力谏之声不绝于史。235年这一年,曹睿开始大兴土木,建了许昌宫,又建洛阳宫,又建昭阳太极殿,筑成高10余丈的总章观,而致劳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力谏,他也不过是稍减省而已。

  中书侍郎王基上书,劝他留意舟水之喻,珍惜民力,又说,“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约束)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这其实已经看出了司马懿专权的端倪,预料到日后江山社稷之大患了。如此忠言,“帝皆不听”。

  孙盛正面评价曹睿的有不少,诸如沉毅好断、度量宽宏等等,却批评他“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致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曹睿12年当政可谓毁誉参半,其奢侈放纵,就难有德政。不着眼江山社稷,思虑长远,必然遗患后世。

  失去民心是最大的德不配位

  综观曹丕、曹睿当政的近20年,说其守成,不过是使政事及社会能保持正常运行。但两人在用人上未见明显建树,却因个人私德品行有亏,又常因私德而废公事,逐渐让士人与百姓之心疏离。人心疏离,正是政权长久之大忌。

  曹芳即位时年仅8岁。正所谓“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之时。历史上很多王朝的衰亡,表面上看多与此相关,无非就是士人之心、百姓之心不附。而造成此种局面的根源要往前追溯,即其前任一不善用人,二少得人心之举,以致整个社稷都渐失士人之心、百姓之心。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为长期执政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等到幼主登基,必然导致大权旁落,江山易主。曹丕、曹睿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失了人心,导致曹魏政权基础不稳。

  曹芳任上,无能之辈曹爽执掌权柄,他岂是司马懿的对手?249年,司马懿杀掉曹爽,自此权柄归司马家族。254年,曹芳被司马师废掉,14岁的曹髦被扶上帝位再成傀儡。260年,曹髦被杀,15岁的曹奂被扶上台。5年后,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即位,是为晋武帝,西晋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事实上,曹芳和曹髦亦曾先后计划铲除司马氏,却未能如清代少年康熙除掉鳌拜那样,从此巩固政权。其中原因,固然有二曹暗弱不如康熙智敏之故,更重要的原因乃是,鳌拜不过一权臣而已,但司马家族渐得士人之心、百姓之心。正所谓天道循环,古代帝王自谓“天子”,但广大百姓才是真正的“天”,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古人常讲“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说的正是王朝兴亡的根本原因。君主失道失德,则天命不归,人心不附,再强大的江山也必然会拱手让于有德之人。这个“德”,当然不是一般的忠君护主之德,而是“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以百姓心为心、以人民为根本的大德。

  相形之下,三国时期,司马家族虽在专权窃位上德亏,却算是相对的有德之人。比如,有人在司马昭面前指责阮籍放荡不羁,应该流放到蛮荒之地。但“昭爱籍才,常拥护之”。再比如,司马昭用人得当,于263年伐蜀成功。

  就在魏国伐蜀时,吴国有人和襄阳人张悌就曾一起分析当时形势。吴人认为,司马氏得政以来,国内屡有大乱,百姓未服,今又劳力远征,肯定要失败。但张悌认为不是这样。他说,曹操虽然功盖中原,但百姓畏其威却不怀其德。曹丕、曹睿继位后,“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而司马懿父子累世立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即便曹髦被杀,四方也没有发动叛乱。更关键的是,初期的司马家族“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张悌由此认为,伐蜀必然获胜。这一番分析,其实道出的正是天命何以归司马氏而不存于曹魏的根本原因,可谓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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