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曹丕，曹睿似乎在志向气度宽仁方面略好，在开疆拓土方面有所建树，亦常能虚心纳谏，却才疏而多欲，于识人用人上也缺乏深刻洞察力，由此也便注定了他在位亦难以真正聚拢人才、凝聚人心，临终又托孤失当，最终导致曹魏政权旁落。
开局是好的
曹睿大约20来岁时即位为魏明帝。他当太子的时候，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只是潜思读书。在历代君主中，这样的开初表现算是良好的。
即位后，大臣都想一睹风采，他却只接见了侍中刘晔，谈了一天，大家都问印象如何?刘晔说：“秦始皇、汉孝武之俦(辈)，才具微不及耳。”刘晔说得委婉，也有逢迎拍马之意，但搴去浮华之词，其实就是志大才疏之意。
曹睿即位的头几年，应该说颇有些新气象。比如227年，听说诸葛亮抵达汉中，就想大举进攻，以此询问散骑常侍孙资，听了一番分析后，觉得很有道理，便停止了进攻计划。再比如，当初曹丕废止五铢钱，以粮食和丝绢代替，结果弄虚作假的越来越多，臣子建议恢复铸造五铢钱，曹睿便同意。还比如，他经常说：“狱者，天下之性命也。”为此采取了不少办法来规范优化，诸如采纳臣子设置法律博士的意见，下令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修改汉朝法规。这说明，曹睿能够虚心纳谏，同时也能关注治理中的一些疑点、难点加以解决。
230年，代理司徒董昭上书说，“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搞起团团伙伙，相互恭维，对依附自己的人就百般美誉，反之就百般挑剔，甚至说今世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消除呢?只怕人际关系不够，朋友不多;还有什么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呢?只要加入了小圈子结成朋党，别人对你就百依百顺，说话像蜂蜜一样甜。这样的不良风气，看来古代曾经盛行，今天亦曾有过，关键在于要敏锐感知并坚决遏制。
面对董昭之谏，曹睿很认同，还从制度上加以改进。下诏说郎官必须通晓一种经典才能当地方官，“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然后还把诸葛诞、邓飏的官职给罢免了。可以说，曹睿此时还是很能听善言的。
若果曹睿就此不断地开新局面、造新气象，延揽贤才，曹魏之兴盛亦是必然。
后期执政利令智昏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232年，曹睿的政风就开始变得凌厉刚愎起来了。
曹睿在识人上缺少大智慧，主要体现在对司马懿的判断上。他曾经问陈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说：“朝廷之望也;社稷则未知也。”这说得很是直白了，但曹睿并未警醒。到了239年临终时，曹睿还把幼子曹芳托付给司马懿。与刘邦识人用人乃至托孤之精准相比，真是判若云泥。
在当政中期，曹睿多欲的本性就开始暴露，其恶行劣迹及其臣子力谏之声不绝于史。235年这一年，曹睿开始大兴土木，建了许昌宫，又建洛阳宫，又建昭阳太极殿，筑成高10余丈的总章观，而致劳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群力谏，他也不过是稍减省而已。
中书侍郎王基上书，劝他留意舟水之喻，珍惜民力，又说，“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约束)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这其实已经看出了司马懿专权的端倪，预料到日后江山社稷之大患了。如此忠言，“帝皆不听”。
孙盛正面评价曹睿的有不少，诸如沉毅好断、度量宽宏等等，却批评他“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致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曹睿12年当政可谓毁誉参半，其奢侈放纵，就难有德政。不着眼江山社稷，思虑长远，必然遗患后世。
失去民心是最大的德不配位
综观曹丕、曹睿当政的近20年，说其守成，不过是使政事及社会能保持正常运行。但两人在用人上未见明显建树，却因个人私德品行有亏，又常因私德而废公事，逐渐让士人与百姓之心疏离。人心疏离，正是政权长久之大忌。
曹芳即位时年仅8岁。正所谓“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之时。历史上很多王朝的衰亡，表面上看多与此相关，无非就是士人之心、百姓之心不附。而造成此种局面的根源要往前追溯，即其前任一不善用人，二少得人心之举，以致整个社稷都渐失士人之心、百姓之心。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为长期执政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等到幼主登基，必然导致大权旁落，江山易主。曹丕、曹睿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失了人心，导致曹魏政权基础不稳。
曹芳任上，无能之辈曹爽执掌权柄，他岂是司马懿的对手?249年，司马懿杀掉曹爽，自此权柄归司马家族。254年，曹芳被司马师废掉，14岁的曹髦被扶上帝位再成傀儡。260年，曹髦被杀，15岁的曹奂被扶上台。5年后，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即位，是为晋武帝，西晋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事实上，曹芳和曹髦亦曾先后计划铲除司马氏，却未能如清代少年康熙除掉鳌拜那样，从此巩固政权。其中原因，固然有二曹暗弱不如康熙智敏之故，更重要的原因乃是，鳌拜不过一权臣而已，但司马家族渐得士人之心、百姓之心。正所谓天道循环，古代帝王自谓“天子”，但广大百姓才是真正的“天”，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古人常讲“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说的正是王朝兴亡的根本原因。君主失道失德，则天命不归，人心不附，再强大的江山也必然会拱手让于有德之人。这个“德”，当然不是一般的忠君护主之德，而是“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以百姓心为心、以人民为根本的大德。
相形之下，三国时期，司马家族虽在专权窃位上德亏，却算是相对的有德之人。比如，有人在司马昭面前指责阮籍放荡不羁，应该流放到蛮荒之地。但“昭爱籍才，常拥护之”。再比如，司马昭用人得当，于263年伐蜀成功。
就在魏国伐蜀时，吴国有人和襄阳人张悌就曾一起分析当时形势。吴人认为，司马氏得政以来，国内屡有大乱，百姓未服，今又劳力远征，肯定要失败。但张悌认为不是这样。他说，曹操虽然功盖中原，但百姓畏其威却不怀其德。曹丕、曹睿继位后，“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而司马懿父子累世立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即便曹髦被杀，四方也没有发动叛乱。更关键的是，初期的司马家族“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张悌由此认为，伐蜀必然获胜。这一番分析，其实道出的正是天命何以归司马氏而不存于曹魏的根本原因，可谓至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