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有时也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代表人物有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等，这些著作均是当时战争经验和治兵经验的总结，不仅仅是行伍兵书，也是经纶国策，更是管理哲学的经典之作，包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战的哲理。人是所有军事管理要素中唯一活的要素，也是最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激发战斗力的要素。正如孙膑所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士卒管理得当，就能够达到“上下同欲”“齐勇若一”，最终实现“用百万如役一人”“一人投命，足惧千夫”的效果。士卒管理不当，容易造成“众心不一，则彼此互诱，进退疑二，敌人薄之，前阵数顾，后阵欲走，虽百万之众，竟亦何益”的后果。为此，古代兵家十分重视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许多观点和论述至今仍值得学习借鉴。
爱护士卒。《孙子兵法·地形篇》写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认为要是对待士卒如同对待婴儿和爱子，士卒就能与他赴汤蹈火、同生共死。《孙膑兵法·将德》记载“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认为对士卒要像对孩童一样爱护，对严师一样尊敬。《诸葛亮集·将苑》指出“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将如能此，所向必捷矣”，认为将军如果能够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士卒，就能够所向披靡。《黄石公三略》要求“良将养士、不宜于身”，认为优良的将帅教养士卒，就要像爱护自己一样，这样就能使全军官兵团结一致，取得全面胜利。《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对《孙子兵法·行军篇》中“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和“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进行了深入解读，认为将领首先要爱护士卒，与士卒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才可以施行严厉的刑罚，如没有建立亲密关系而单用严刑峻法，则很难成功。《草庐经略·拊循》中说：“以父母之心，行将帅之事，则三军欣从，万众威悦。”戚继光在《练兵实纪·练将》指出爱卒的关键就是“如父兄之带子弟”，既要“教之诲之”“爱之护之”，也要“惩责之”“培养之”，达到“至诚无伪”“至公无私”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像父兄爱子弟，而士卒对于将帅也才能“如子弟爱其父兄矣”。
以身作则。《黄石公三略·上略》中记载“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认为将帅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才可能率领部队取得全胜。《尉缭子·战威》写道：“夫勤劳之师，将不先已。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尉缭认为将帅不应先顾着自己，而是能够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由这样的将帅领兵打仗，即使长期进行战斗，也不会觉得疲惫厌倦。《六韬·龙韬·励军》记载“士非好死而乐伤也，为其将知寒暑、饥饱之审，而见劳苦之明也”，认为将帅必须做到“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这样就能使士卒勇往直前，以死相报。《国语·齐语》上说：“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战国名将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因此吴起带兵打仗，士卒十分勇敢，每战必捷。《兵经百篇·术篇·忘》写道“与士卒同衣服，而后忘夫边塞之风霜……事既习而情与周，故以战斗为安，以死伤为分，以冒刃争先为本务，而不知其蹈危也。两忘者，处险如夷，茹毒如饴也”，形象地说明了将帅的以身作则能够激励士卒舍生忘死。
严明赏罚。古代兵家认为赏罚是维护军纪、军令畅通的关键手段。明代《草庐经略·将信》记载“倘有言不践，云赏不赏，云罚不罚，期约有如儿戏，许可一语无所凭，则禁令徒严，科条徒密，人必将心非而巷议，曰此空谈耳”，认为赏罚要做到严格执行，当赏不赏、当罚不罚就会使军纪成为空谈，即使战前明确奖赏或惩罚标准，士卒也不会因此受到鼓励或感到畏惧，最终导致令而不行，禁而不止，统领的人马再多，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尉缭子·重刑令》对临阵脱逃、作战不力的将军作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根据带兵人数区分“国贼”和“军贼”两种情况，“将自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国贼”，对于“国贼”处以杀头抄家，开除军官资格，挖开坟墓，暴尸示众，全家老幼收入官府充当奴婢;“自百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军贼”，对于“军贼”也得处以杀头抄家，全家充当奴婢。《尉缭子·兵教》规定“凡伍临阵，若一人有不进死于敌，则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明刑罚，正劝赏，必在乎兵教之法”，对贪生怕死的士卒及负责训练的上级要处以同样的惩处，并且要将刑罚严明，奖赏公正的要求贯彻到日常的训练之中。《草庐经略·军赏》记载“有功不赏;虽赏，不速、不溢、不公、不信，均将之所忌也。然而尤贵不滥，滥则得者不以为荣，食者辄图侥幸”，认为奖赏十分必要，奖赏要及时、充足、公平、守信，并且不能滥用奖赏，否则会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