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11年，穆公的故事已经远去，康公在位十年了，久未尝到胜利滋味的秦军整肃出征。这次秦国的作战目标不是老对手晋国，而是和巴国、楚国一起，合攻庸国。庸国虽然是区域性强国，但是以寡敌众，很快败亡。楚国占有了庸国国土，秦楚由此结成了实质性的战略同盟关系。
战略转向
合围庸国，成果由楚国独享，秦国不遗余力，只是当了一次“义工”。谋求国家崛起的秦国究竟是如何考虑，已不是青春少年的康公是如何规划蓝图的呢?
康公在位十二年，一直处于和晋国的缠斗之中。在父亲穆公的巨大光环之下，康公身负家国使命，想通过东进有所作为。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康公面对的是冉冉升起的晋国。秦晋多次摩擦甚至交手，在河西持续角力，互有胜负。秦虽然占领了武城、羁马，但晋国的反击也十分有力，而且棋高一着，夺回瑕地，再次强化了对于崤函要道的控制，秦国东进依然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为了寻找解决困局的突破口，康公从父亲穆公的策略中得到了启发，再次从秦晋胶着的河西之地跳出，放眼天下，他发现了一位踌躇满志的“小伙伴”正在等着他，那就是楚国。
楚国历来是南方之强，但在雄起的晋国面前，也是屡遭挫败。二十年前，楚成王和晋文公争霸中原，晋军“退避三舍”，将楚军引入预定战场，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秦虽未直接参战，但在城濮之战中支持晋国，秦楚关系如鲠在喉。秦康公时代，楚国经过枭雄楚穆王的治理，走出了城濮之战的阴影，不断蚕食周边小国，强化了对于江淮地区的控制。楚穆王之后，看似玩世不恭的楚庄王登上历史舞台，但他心中深藏着克晋兴邦的伟大梦想，期待一鸣惊人。
秦康公、楚庄王，两位“穆王”之后，面对共同的对手晋国，为了追寻父辈的荣光，为了共同的强国之梦，惺惺相惜地走到了一起，攻伐庸国就是两国合作的重大成果。
神来之笔
庸国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位于汉水中游，在秦、楚、巴三国之间，北有秦岭与秦国相隔，南有大巴山脉与楚国相隔，自成一体。秦、楚都十分重视庸国的战略位置，“庸者，秦、楚之争地也。秦得庸，则蹑楚之背;楚得庸，则窥秦之腹”。无论谁先得到庸国，另一方都会倍感压力。
秦康公十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庸国正是这次局部骚乱的始作俑者。此时，继位三年的楚庄王正准备冲天一飞，庸国的冒进恰好给了楚庄王一试身手的机会。于是，楚国联合秦国、巴国，一举灭庸，消除了心腹之患，而且独得其利。楚庄王首战成名，楚国声势大振，面子和里子都有了。楚庄王与秦康公，楚国与秦国，真正走到了一起。
康公不计得失，以庸国为礼，结秦楚之盟，成掎角之势，共同制晋，意义重大。对此，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有精辟的论断，“秦惟委庸于楚，而后楚无忌于秦，则益东争陈、郑而弃西略”。楚国得到庸国后，放松了对秦国的戒备，也搁置了经营西方的设想，全力向东，逐鹿中原，以图厚利。晋楚发生激烈冲突，给秦国留下了巨大的战略空白。一增一减之间，秦国顿感轻松，可以专注于自身发展。楚国东进，庸国孤悬西北，迟早还是秦国的。风物长宜放眼量，秦国的“舍”是更高明的“得”，改变了秦楚晋的基本格局，堪称神来之笔，康公的战略远见令人叹服。
情商之王
纵观康公一生，舍得之间，多有重情守义之举。康公曾两次护送晋国公子回国。第一次，公元前636年，身为太子的康公护送自己的舅舅重耳回国，途中留下了饱含深情的送行诗《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成为《诗经·秦风》的名篇。第二次，公元前620年，继位不久的康公派遣大将白乙丙统率重兵，护送晋国公子雍回国继位，结果晋国出尔反尔，突袭秦军，公子雍死于乱军之中，是为令狐之战。
在此重大变故后，最尴尬的就是原本迎接公子雍归国的晋国使者士会，有家难回，有国难奔。康公收留士会，倚为重臣，并取得几次对晋作战的胜利。晋国对士会之能深为忌惮，使用“苦肉计”，派遣魏寿余来降秦国，暗地劝说士会回到晋国。
士会没有信守对康公的承诺，最终返晋不回。康公的舍得智慧灵光再现，他坚守自己的誓言，没有为难滞留秦国的士会家属，“好人做到底”，送他们回晋国，与士会团圆。士会对此也特别感动，致书康公称谢，主张各自息兵养民。士会虽去，却赢得两国之间的平静，在晋强秦弱的大势中，这是最好的局面。
康公也曾为政有失，好大喜功，“筑台三年”，相当于上马了一个“面子”工程，颇费民力财力。朝臣任妄谏言，“饥召兵，疾召兵，劳召兵，乱召兵”，尤其要提防楚人可能会乘虚而入。康公从谏如流，加强了边境守备，楚国也就打消了进兵的计划。在此基础上，康公思考的不仅是单纯地加强防守，还在探索如何改善秦楚之间的整体战略关系，于是有了秦楚合围庸国的妙计。
康公善于把握大局，在当时复杂的多边外交中，把密切秦楚关系作为重要任务，看似屡有吃亏，但深种因缘，福虽未至，祸已远离。康公时代，秦国表面原地踏步，但是秦楚结盟，天地为之一宽，极大地拓展了战略回旋余地，对以后秦国发展的总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