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几大文明之一，也是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仅是国人想要探寻的文明密码，也是海外许多人士关注的问题。
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会同教育部、科技部有关负责人以及项目首席专家王巍、赵辉出席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王”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纹陶盘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中国龙”
关强表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自2001年正式提出，到2016年完成结项，实现了预先设定的多项目标。项目研究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所言非虚，文明形成过程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多学科研究的重大项目
“文明起源与国家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关于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界很早就开始关注，提出许多观点和理论，但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统的认识。”关强说。
上世纪20年代起，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现代方法重新梳理了古文献和史书，对于古书记载上古史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学术界一直深信不疑的五千年文明体系产生动摇，国外学者甚至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中国学者引入西方的现代考古学，以考古实证的方法来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正如翦伯赞所言，人们开始“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
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积累到了一定程度，逐步具备了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展开系统研究的条件。进入80年代以来的中国田野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促进了考古学有关中华文明问题的探索。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开创了采取国家工程的形式，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研究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工作模式。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后，2001年，“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被正式提出，简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1-2003年，实施了探源工程预研究。2004-2015年，探源工程由科技部批复，国家文物局负责组织，依托“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已实施4个阶段的研究工作，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
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研究团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国内近70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参与。
据关强介绍，探源工程累计发表学术论文900余篇(其中以外文或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近400篇)，出版专著80余部，培养博硕士研究生及博士后200余人，实现了预先设定的多项目标，并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多学科联合研究古代社会的道路。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要成果，就是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所言非虚。
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表示，十几年来，对几个重要的、距今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遗址所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在浙江余杭，学者们发现了大约修建于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遗址包括规模巨大的城址、巨型水坝、土方台等。“据估算，这样的工程量如果动用1万个劳动力也需要10年以上才能完成。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如果仅仅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联盟是不可想象的，应该是动员了相当广阔地方的人力。”王巍说。
在良渚遗址的墓葬中，发掘了制作精良的玉琮、玉璧等与宗教有关的玉器，还发现了象征军事权力的玉钺。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阶级分化严重、产生了权力乃至王权的社会。王巍等专家据此判断，以良渚古城为代表，在长江下游地区，距今5000年已经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在中原地区，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也发现了体现“古国文明”的巨型城址。陶寺遗址还发现了冶金术应用的实例，发现了最早的空腔铜器，能够确定为文字的材料。
依据这几个巨型城址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探源工程团队认为，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已经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虽然它们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但是阶段性是比较一致的，这是我们一个初步的结论。”王巍说。
丰富人类文明起源认知
“中国的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也是世界人类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这项工作填补了世界文明史一块非常重要的空白。” 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表示。
基于90年来中国田野考古学成果的科学总结，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力等方面，提出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突出特征。这四个特征不包括西方学术界常用的两条文明判断标准——文字和冶金术。“我们认为，这种差别，恰好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这也算是我们在中华文明的研究中发现与总结的一些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地方。”赵辉说。
赵辉介绍，尽管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形成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是相对独立的，但探源工程最新的发现表明，在古国时代的晚期，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传入了中华文明。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被我们加以改造和提升。比如迅速提升了冶铸技术，变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技术体系。“这就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或者能量，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互相借鉴、兼收并蓄能力。”
“如果概括说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就是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关强说，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是从多元到一体，也是兼收并蓄的，既有中华大地不同文明之间的兼收并蓄，也有对外界的，包括中亚、西亚文明的兼收并蓄。“中华文明是个开放的文明，有着很强的融合吸收能力。所以，我们才特别自豪地说，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
关强表示，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积极与科技部等部门协商，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续研究工作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尽快完成指南的编制、发布，精心组织实施。并积极配合教育部和相关部门，加强成果整理与宣传。同时，继续对相关重要遗址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和有效保护，积极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力做好良渚等重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发挥古遗址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