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是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收录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一年半以来的中央工作表示满意，然后就如何适应复杂变化的世界形势、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如何推动平衡发展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这些观点和期望，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把握，基于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殷切期许，体现了邓小平善观大势、善抓重点的政治智慧，至今读来仍深受教益。
要以冷静的态度看待世界变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走势非同寻常，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遭遇严峻考验。邓小平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在1990年3月3日就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为此，邓小平深刻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1990年9月12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朝鲜领导人时又着重谈了国际问题，他指出，“这一年来变化很大，但这个变化才开始，旧的秩序彻底打破，新的秩序还未露端倪，刚刚冒头”，“现在我们要冷静地对待变化，要耐心一些。处理所有的国际问题，都要采取这样的冷静态度，这一点对中国特别重要。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制裁，实际上对中国影响不大，我们表示了反对，但也不大在乎，相当克制。观察世界的变化，争取向好的方面变化，向有利于我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面变化，需要采取这样的态度”。正是基于长期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的谈话中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
从中国实际和国际形势出发，邓小平就有所作为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让世界更加充满公平正义。对中国而言，“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
突破把计划和市场对立的观念
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早在1979年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中国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要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此后，他曾多次就市场经济发表看法。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进行价格与工资改革初战不利，引发全国性购物风潮，不得已采取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在这个过程中，国内爆发了一场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一些好做法，甚至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也都被贴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对市场经济也要问一问姓“社”姓“资”，使得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张不开嘴、迈不开腿，经济迅速下滑。1990年中国GDP增速降到4%以下。邓小平提醒中央领导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问题，还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对中国而言，长期搞计划经济留下了很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一个时期内还把搞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如何突破把计划和市场对立的观念成为一个难题。针对国内的激烈争论，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后来邓小平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并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进行了重申。
理论和实际都已表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并且硬挂钩主要是人为因素，亦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在邓小平指引下，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大胆冲破计划和市场对立的观念，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展开。邓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那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呢?
坚持社会主义避免出现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还指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为避免出乱子，保持社会稳定，抵制住资本主义的进攻，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着力解决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邓小平多次提出沿海发展起来要注意内地的发展。1988年他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设想，着力解决沿海同内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客人时，他又指出，“现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注意内地的发展”。1990年12月24日，他再次指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
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引下，结合中国发展实际，我们不断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制度，注意解决分配公平问题;我们推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效缩减了区域发展差距，使得中国社会更加凸显公平，使得全体国人共享改革成果。
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
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邓小平一直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强调：“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在1990年12月24日《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一以贯之讲要抓好党的建设，明确强调要有个好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他指出：“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确实，无论国内外局势如何变化，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精力充沛、有着高超政治智慧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邓小平还指出：“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既点明了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要，也意味着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
邓小平多次论述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他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确保了国家大局稳定，确保了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