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二十四史中的第一本，便是他撰写的《史记》。其实，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约前165—前110年)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其辞世时曾对司马迁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从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即叮嘱司马迁继承他的事业，写好史书。
虽未能完成一部史书，但作为史官，司马谈接触了官府大量文献，积累了大量资料，为《史记》的撰写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史记》中《刺客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等篇的赞语，也由司马谈所作。
司马谈的学术渊源
论及司马谈，人们说得最多的还是他那篇《论六家要旨》。这篇文章只有千字左右，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司马谈能写出这篇文字，一是因为他的学识，二是渊源有自。
就前者而言，司马谈年轻时曾随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历法知识，又从大学者杨何学《易》，并对黄老之学进行过深入研究。作为太史令，他掌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之职，这使他博学而多识，较之他人更多地了解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来龙去脉。
就后者而言，对前人的思想学说进行梳理、总结，在当时也是一种传统。比如战国时荀子在《非十二子》《解蔽》等篇中，庄子在《天下》篇中，对当时的一些思想学说都有评论，并借以阐释自身思想。司马谈在这一基础上有所创新：
第一，司马谈考镜源流，更自觉地对过去的思想学说发展做整体考察和梳理。“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即提醒时人切忌因混淆源流而学错悟错。因此，他根据自己的梳理，把思想学说分为“六家”。在此之前，荀子、庄子等只是直接对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的学说进行评论。而司马谈根据“要旨”来分“家”、概括不同思想学说，开启了后世学术分类的重要方法。
第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具体目的也与荀子、庄子等不同。荀子评论他人的思想时总是说其“有所明”“有所蔽”，在这一点上司马谈与之类似，但荀子特别强调“一家得周道，万世不易吾言”，这个“一家”就是儒家，可以穷尽、囊括所有真理，且不会改变。庄子批评“道术为天下裂”，对当时的世情和学术都抱着失望态度。司马谈当然也有自己崇信的学说，就是通常所说的“黄老之学”，但就他对其他各家的取舍来看，其中又熔铸了他所认可的各家之长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特点是适应汉武帝时期“海内一统”的状况的。因此，开篇便引《易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之说。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从此后两千年的历史来看，其中所肯定的那些观点和主张，仍在影响着历史发展，而不是某个孤立的学派在发挥作用。就此而言，可以说司马谈目光如炬，令人叹服。
《论六家要旨》对六家的评判
评判得有标准，这是思想学术自觉的表现。司马谈评判“六家”的标准是什么?他认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一是指出各家必是“务为治者”，是为了平治天下的;二是强调区分“省”与“不省”，即简约易行还是繁缛难行。对前一点，今人少有注意，但在笔者看来，这却是中国思想学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庄子》中论及，战国各家都“思以其道易天下”，但这只是现象性的描述。司马谈明确把“务为治”作为衡量一个思想学说有无价值的首要标准。此前的学说或不止“六家”，但因“务为治”而有价值者，其他无足论也;此后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学说不知凡几，流传下来影响世道人心者，大都是“务为治”而有所见者。实际上，有所成就的思想家也是自觉把“务为治”、经世致用作为立言宗旨的，所以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今仍被人传颂。
“务为治”不是空口说说，而要落实在简便易行上。这才有了“省”与“不省”的问题，也就有了对“六家”的具体评价。下面稍加罗列，不具体申述，大致可以了解这“六家”的思想“要旨”。
对道家之外的五家，他作了如下肯定：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表现为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反复申明伦理等级不可变易;墨家“强本节用”，客观效果是“人给家足”;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强调“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维护等级制度;名家“正名实”，可以帮助人主“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对五家肯定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但都是他认可的精练要约、简单易行的符合“省”的内容。
而他对五家的批评是：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墨家“俭而难遵”，包括“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等;名家“俭而善失真”，“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法家“严而少恩”，“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除法家外，各家短处虽有不同，但共性是繁琐复杂，难以遵行。
总之，司马谈所肯定的那些思想和主张，是中国此后两千年中统治者治理国家大致所遵循的，满足了农耕社会和宗法制度的需要。值得关注的是，他没有批评道家，相反有不少表扬，并把所肯定的那些思想和主张安置在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基础上。他指出，道家之说“其辞难言”，而做起来却较容易，强调因事而制宜。由此也可看出，在司马谈那里，“务治”才是根本目的。
余论
《论六家要旨》揭示了中国思想学术的一个优良传统，即“务为治”。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务为治”不宜作狭隘、僵死的理解。司马谈所理解的“治”是适合他所处社会的，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讲究“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他批评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侧面表明了统治者“控名责实”的需要。且经过春秋战国之乱，希望稳定的黎民百姓也不喜欢那些貌似诡辩的言辞。司马谈的观点无疑反映了时人心态，也带给后人一些思考。事实上，名家还涉及逻辑学诸多问题，比如“鸡三足”命题，看起来是诡辩，其实涉及概念的相对独立性问题。人的认识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系统，有其自身规律性。比如地图中的经纬线、等高线等，是人们创造出来以更好认识地球的辅助工具，它们当然不能脱离地球的实际样子，但我们也不能说这些工具完全无用，事实上，今天我们认识世界时也在创造、借助着各种概念系统。因此，名家的观点不一定都对，但研究这些问题本身并没有错，不能只看到其“苛察缴绕”对现实政治的消解作用。汉代以后名家销声匿迹，可能便与司马谈那个时代的认识有关。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博大精深，各家学派学说，各有侧重优长，要有分析，有辨别，有综合，有发展，“时变是守”，才能有益于世道人心。这也是《论六家要旨》树立的一个好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