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较以往更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在“重农”的同时也不“抑商”，这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宽松环境。宋朝乡村旅游业的繁荣，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税收做出了贡献。
近500位诗人留下了田园诗，总数超过4000首
宋朝大批具备文人和官员双重身份的旅游者走进乡村，体验乡村生活，成为一道新景观，这从他们创作的大量田园诗中就能看出来。据统计，有近500位宋朝诗人留下了田园诗，总数超过4000首，其中：范成大140首，杨万里75首，苏辙36首……这些数字大大高于前代类似作品，宋代以前田园诗被认为写得最好且诗作较多的是陶渊明和王维，他们留下的田园诗都只有30首。
宋代乡村旅游者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群，就是应试的士人，在只能用脚一步一步完成长途旅行的情况下，有人索性把漫长枯燥的旅途变成了一路上的“乡村游”。条件好的学子出行时还会带上一个或几个仆人，或者几个学子结伴而行，这其实也是一个庞大的旅游群体。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各地来京城应试的“贡举人集阙下者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人”，由此拉动起的“乡村游”几乎成常态化，可以想见，他们也带动了乡村旅游的繁盛。
农民辛苦劳作，农闲时也希望得到放松，他们既是乡村旅游的组织者，也是乡村旅游的参与者。苏轼在《和子由蚕市》一诗中写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农民也具备了旅游的兴趣与渴望。
乡村旅游因地制宜：观赏农事、赏花、“斗草”、放风筝
旅游者走进乡村，自然要观赏农事。诗人范成大在乡间看到百姓插秧苗，禁不住停下脚步细心观看。理学家朱熹来到乡间，看到稻谷已经成熟，写下了“禾黍谁言不阳艳，晚炊流咏有余香”的诗句。在宋朝诗人的笔下，几乎所有农事活动都被写入诗中，有的还“去锄南山豆，归灌东园瓜”，亲自体验农业劳动。
春天，乡村百花盛开，“往来车马游山客，贪看山花踏山石”，像苏轼那样的“花痴”，甚至“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一些乡民看到种植花卉能带来商机，就有意识大量种植以吸引游客，“武陵儒生苗彤，事园池以接宾客。有野春亭者，杂植山花，五色错列”。洛阳等地素以牡丹著称，当地还组织起牡丹花会，赏花也卖花，欧阳修曾记载说，花会上“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说的是稀有牡丹花品种“姚黄”价格非常昂贵，种花、卖花甚至嫁接新品种成为一部分乡民吸引旅客并实现致富的手段。
各地在发展乡村旅游中因地制宜，推出自己的特色，如洛阳主打牡丹，成都附近的乡村则开发出“游江”“蚕市”等活动。
在各地乡村旅游中，还流行着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宋时，一种叫“斗草”的游戏在广大乡村十分盛行，它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文斗”是比关于花卉百草的知识，看谁懂得多;“武斗”是双方各采摘具有一定韧性的草，相互交叉成十字状，各自用力拉扯，以不断者为胜。在宋朝，“斗草”游戏深受成人和儿童的喜爱，范成大在《春日田园杂兴》中写道：“社下烧钱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
宋朝乡村旅游中还有荡秋千、放风筝、斗鸡等流行的娱乐活动，其中荡秋千是寒食、清明前后踏青郊外游的一项“保留活动”，被称为“半仙之戏”。放风筝也非常盛行，“万人同向青霄望，鼓笛声中度彩球”。当时还流行一种玩法，清明节时人们将风筝放高放远，之后将线割断，让风筝带走一年的“霉气”。
乡村旅游的兴盛带动了经济发展，宋朝的旅店业等较以往有极大提升，与这股“乡村旅游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宋朝之前，旅店业的主要经营者是官府，基本是为国家驿站系统配套服务的。宋朝以后，在鼓励商业活动以及旅游业兴盛的背景下，私营旅店业开始兴旺发达，不仅大城市里旅店林立，而且广大乡村也到处开设了旅店，在宋人的诗文中，“村店”“野店”“郊店”“山店”以及“逆旅”等随处可见，宋仁宗时“朝廷发兵屯定州几六万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间”，显示出乡间旅店的巨大容纳能力。
当时的旅店业经营已较为成熟，不少旅店定价时已与旅游的淡季、旺季相挂钩，每到旅游旺季或者科举应试期间，“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临安钱塘江潮是著名旅游景点，每到观潮时，“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这期间“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那时观潮的人多住在周边乡村，旅店费用较平时自然也翻番上涨。
乡村旅游带动的不仅是旅店业，一些人看到了乡村旅游带来的商机，于是投资修建私家园林供人游览，类似于现在的公园，园主通过收取“茶汤钱”来获利。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案例：“朱勔家本虎丘，用事后构屋盘门内，名泳水园。中有双节堂、御容殿、御赐阁、迷香楼、九曲桥、十八曲水、八宝亭。又毁闾门内北仓为养植园，栽种盆花，每一花事必供设数千本。游人给司阍钱二十文，任入游观，妇稚不费分文。”在这个私人修建的“公园”里，不仅有亭台楼阁和花卉，还有游泳池，大门口有被称为“司阍”的收票员，每张门票20文，妇女和儿童不收门票。
发展乡村旅游，吸纳了大量劳动人口，旅游业及相关的旅店业、饮食业、种植业、交通业等都从中受益，进一步繁荣了乡村经济，也为朝廷增加了税收。苏轼知杭州期间曾上《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奏折，讲到杭州地区的“酒税”每年就有20多万贯，这仅是杭州一地饮食行业为税收做的贡献。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全国各地“草市”为朝廷增加的商业税高达420多万贯，约占当时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0%。宋朝被称为“最富的王朝”，繁荣的乡村旅游业在其中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