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纸贵”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西晋泰康年间，洛阳才子左思，用了整整十年，写了一部文学巨著《三都赋》。人们争相传抄，因为抄写的人太多，京城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导致全城纸价大幅度上涨。
人们为什么要抄阅著作？纸张价格又为什么会上涨？这一切，都得从古人看书那些事说起。
没有印刷术，没有新华书店和网上书店的时代，读书人学习所用的书籍，并不那么容易获得。想看书，甚至有钱都买不到。
接触不到的书籍
在我国的夏、商、周时期，书籍被当作国宝对待。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成王分封诸侯，分给鲁公的器物中，有“典策”，即周王室所藏书籍。
周成王将书籍和其他三种宝物“夏后之璜” “繁弱” “彝器”并列，可见书籍的珍贵。
正是因为看重书籍，春秋以前，书籍由少数统治阶级所有，主要掌握在“史”手里，“史”是掌管著作、档案和图书的官员。书籍的流通被严格限制，形成官书垄断，普通百姓根本无法接触到书籍。
春秋以后，随着“士”阶层的出现，他们要求打破知识垄断，于是书籍就扩大到了这一群体。
私学的兴起，也让民间的书籍逐渐多起来。战国时期，庄子曾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战国策》也记载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后来，苏秦发迹了，与家里几十箧藏书不无关系。
到了秦代，秦始皇想要通过“挟书律”和焚书坑儒，来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的目的。禁书法令规定，私人不能收藏、生产书籍，这就导致书籍只能由政府机构编撰和管理，文化资源被牢牢掌控在统治者手中。
那时的书籍，一般由手工书写在简策和缣帛上。竹简书沉重且不便携带，帛书成本又高昂，于是出现了“口耳相传”的流通方式，即前人将书的内容背诵下来，再传授给后人。
汉惠帝四年（前191），取消了禁书令，允许民间私人藏书，书籍可以自由流通了。出版机构除官修外，还出现了私修。官修和私修书籍，统称“写本”。
但书籍还是被掌握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仍然无法直达普通百姓。两汉时期，出现了不少藏书家，如西汉河间献王刘德的藏书就“与汉朝等”。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命天下计书”，设立了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和专门抄写书籍的官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来收集书籍。
经过广泛征集，政府藏书日渐增多。到汉成帝年间，征书的同时，并令大臣刘向主持整理收集来的书籍。刘向的《七略》分图书为六大类，三十八种，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法。
西汉杨雄在《法言·吾子》中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最早提出了“书肆”这一名词，说明汉代的书店已现雏形。
随着儒家经典书籍需求量的激增，加上考试等选官制度对书籍的需求，逐渐出现了读书人相互交易手抄书复本的大型图书市场。
据《艺文类聚》记载：“汉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为博士舍三十区，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经书，相与买卖，雍雍揖让，议论树下，侃侃阉阎。”
长安太学设有交易市场，刚开始只是太学生在此交换经书，以后有人专抄书出售，书籍成为了一种商品。
《后汉书·王充传》又写道：“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囊中羞涩的士子，只能蹭书看，然后背下来。王充逛书肆的故事，说明书籍可以在洛阳店内售卖，而且种类繁多。
东汉历代皇帝“笃好文雅”，书肆不仅在文化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小城市也有。
“东汉市上专有书肆，如刘梁在宁阳县(山东宁阳县)市上卖书为业。”在小县城宁阳，也有人专售书籍。但是拥有一本书，依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消费不起的书籍
虽然东汉末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项高科技根本消费不起。
所以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对唐以前的书价总结了一个“贵”字，说：“唐以前，凡书籍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
想读书，可以先买一本，藉由传抄，使书中的知识得到传播。这种需求自然催生了专职的抄书职业：佣书。
东汉名士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筒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在长期的缮字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然而，抄写量越大，参与人数越多，出错概率越大。东汉蔡邕就发现：“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于是他于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此后“后儒晚学，咸取正焉”。朝廷请人校勘经籍，选定版本，刻在石头上，供人观摩学习，称为“熹平石经”。
学子们带来纸墨，请好拓工制作拓片，带回去慢慢研习。这种复制方法，即拓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之风大盛，佛教也传人中国，出现了儒家之外其他方面的书籍。
虽然这个时期，官府和民间都有藏书，但书籍制作主要依靠佣书人来抄写，成本很高，普通人想要获得非常困难。
在隋代，一批以贩书为业的书商陆续活跃起来。科举制度的兴起，推动了书籍在民间的流通。
隋代两帝，都喜好在民间书肆搜集各类书籍异本，《旧唐志》称“炀帝好学，喜聚异书”，并创制了许多藏书设备。
到唐代初年，欧阳询主编了《艺文类聚》，该书保存了中国唐代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这是唐代的第一部类书。
此时市场上开始出现经营书画买卖的书侩，据李绰《尚书故实》记载：“京师书侩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
唐太宗时，派人“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三管所少书，有进纳者，全给千钱”，每一卷的价格一千文，这也是第一次由官方规定统一价格。
唐代的书肆分布更加广泛，其中以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和益州成都最为兴盛。如敦煌藏经洞的《上都东市大刁家太郎》雕印历日，就是在长安东市印售的。
另据《柳氏家训》记载，成都书肆中的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
书肆不仅存在于繁华都市，边远的襄阳也有，皮日休就曾写道：“乃将耒与耜，并换椠与铅。阅彼图籍肆，致之千百篇。”可见在他所处的襄阳，也有一定规模的书肆。
唐代中后期，随着造纸术的普及，书价开始下降。
唐开成三年（838），日本慈觉大师圆仁在扬州书肆购买了一部刻本《关中疏》，凡四卷，450文，每卷约合一百文，价格跌至唐初的十分之一。书价虽已便宜不少，穷人还是买不起。
视若珍宝的书籍
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被普遍应用，使得书籍“多且易致”，从而实现了书价平民化，堪称“书价革命”。它开辟了书籍生产与消费的大众化历史，给书籍市场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书籍出版也有了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系统，统称为“版本”。书坊、书肆、书林、书堂、书籍铺、经籍铺等书籍发行售卖场所，遍布全国各地。
据说，北宋司马光藏书万卷，每天都要阅读，但是他的书使用了很多年，还是跟新的一样。只因他视书为神，看书时不仅要净手、沐浴，还要把书桌擦干净，再铺上一块布，然后端坐着看。书读完后，马上放回原处。
关于书的价格，北宋时，册均价为100文，到南宋时，由于物价飞涨，大约300文到600文可以买到一册。不同作者的文章价格也分出等级，像欧阳修、苏轼这类著名作家，其书稿的价格就处于最高档，市面上也难以获得。
南宋陆游也是一位藏书家，他从蜀地离任时，竟然变卖了全部家产用来购买书籍。
陆游还喜欢读书写诗，《冬夜读书》诗：“挑灯夜读书，油涸意未已；亦知夜既分，未忍舍之起。人生各有好，吾癖正如此。”《寒夜读书》诗：“韦编屡绝铁砚穿，口诵手钞那计年。不是爱书即欲死，任从人笑作书癫。”可见其读书成癖。
明代初期，“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之后明成祖也认为“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书籍生产规模不断增大，以卖书为业的坊肆遍布全国，在南京等地还形成了书籍的集散中心。
早期的藏书家，为了收集白居易的诗，将他的作品一点一点地抄回来，结成集子。大家很羡慕，都想去看一看，可是藏书家们并不愿意公开，因为怕人家借了不肯还。苏轼的作品，在明成化年以前，同样难以获得。
明代的刻工工价十分低廉，嘉靖年间，每页约500字的刻酬，在白银1钱5分。所以明代书价平均每册2.5两白银，相当便宜。
例外的是宋本，由于年代久远，流传稀少，宋版书的价格暴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江苏的王世贞竟然以一座庄园，换取了宋版的《汉书》和《后汉书》。
明末清初的大藏书家毛晋，为了求宋版书，开始按页以黄金作价收购，开创了按页论价的先河。
明代藏书家中，还有很多嗜书如命的例子：学者胡应麟，会典掉妻子的首饰、自己的衣服去换书；浙江的王文禄，书楼失火，他只呼：“请只救书，其他不管！”胡震亨家中藏书万卷，为了守着这些爱书，拒绝了朝廷的任命。
只有江苏的杨循吉，晚年将10万余卷藏书，分散给爱书的好友，他认为：“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付不肖子，持去将鬻钱。”
身价不菲的书中王者
清代书业比之明代有了更大发展。工艺水平提高，刻书机构繁多。
孔尚任在《桃花扇·逮社》中写道：“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
清初顺治年间，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在外城西部的琉璃厂，形成了“京都雅游之所”，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可见当年盛况。
当时每册书的价钱，可折米约 17 斤。宋版书价与明末相近，均册2.5两银。而据《汲古阁秘本珍藏书目》载，康熙时最贵的书价是《六书故》，1部30两。
在嘉庆年间，册均价下降为0．24 两。20、30两可以买一部元版书。
由于嗜宋风气愈浓，宋版书价每册已高达6.5两银。如嘉庆九年（1804），黄丕烈购宋版《鉴戒录》时题跋云：“索白镪30金，易蕃银33元，书叶57页，以叶论钱，每页4钱6分”，书价以页论，宋版书价格成为书中王者。
到了清代后期，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图书，由官书局出版。册均价继续下降，为185文，每册书价可折米6斤。
宋版书价则继续大涨，光绪时震钧记载：“宋刊本，记页求值，每页三五钱。”每册约合银15两以上，身价猛增。
清代藏书家还看上了旧抄本。如光绪五年（1879），陆兴元以番银五枚购旧抄本《空山子诗》一卷。
那些经由名人抄写的书籍，身价更是翻倍。明吴文定手抄《尊前集》，到康熙二十年（1681），炒到了3000金。黄丕烈购苏东坡书《法华经》7卷时，也用了500两银。
纵观各朝各代，整体上看，书价呈下降趋势。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书价总是偏高的。到清代末期，随着西方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书籍才真正实现量产，成本大幅降低。自此，书籍不再是奢侈品，而成为普通消费品，人人都能拥有了。
古人不惜重金购书获取知识的执着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后世读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