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不仅仅在于可以罗列的种种发明和创造，而是在于其背后的科技智慧，包括科学思想、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宇宙观、价值观、科学管理等，这才是造成中国古代科技不断产生发明创造的力量源泉。
现代文明可以说是科技主导的文明。科技的力量，决定着文明的力量。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无数的科学史著作，描绘着科学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科学革命、到近代科学的历史轨迹。于是产生一种误解：近代科学好像是西方文化的必然，是其它非西方文明不可能产生的东西。更有观点认为，中国文明中没有科学的“基因”;中国的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是科学技术的“弱智儿”。然而，这是带有偏见的，历史并不那么简单。
对世界古代科技与文明的深入研究发现，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是世界多文明融合的结果。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印度、阿拉伯世界、中国，这些古老的文明都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贡献，除了大家公认的“四大发明”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科技发明与发现，如盈不足术、垛积术、叠铸法等。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出了数十项发明和创造，虽然多少带有以现代科学的“后见之明”评判古代科技价值的“辉格史”倾向，但是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科技创造的智慧。
近代科学以机械主义为重要特征，到了上世纪初就显示出其局限性。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怀德海就明确指出，西方近代科学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的发展，确立了以自然为大机械的唯物论和决定论，现代文明深受这种“自然机械论”的影响;文明如果不能超越这种思维，便会“在极其有限的进步之后陷入瘫痪”。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西方学术界开始反思现代科学，并从东方古代思想文化中寻找灵感。
阴阳五行学说，正是中国古代文明走出原始巫术和宗教神话，进入理性思维阶段的标志
《易经》和阴阳五行，常常被解读为“封建迷信”，被完全否定，这是浮皮潦草的歪解误读。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学说，正是中国古代文明走出原始巫术和宗教神话，进入理性思维阶段的标志。这一发展与古希腊的“自然的发现”差不多同时期，本质上也类似。从此开始，中国古代用“气”、“阴阳”、“五行”等这种“自然主义的”概念和理论，而不是用巫术或神灵来解释自然界乃至社会的现象和变化。比如，月食不再是“天狗吞月”，而是用阴阳之气造成的“暗虚”;地震不再是“神龟摆尾”，而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阴阳变化造成事物的变化，这是《易经》的实质，也就是一种“变化的哲学”。“易”即“变化”，《易经》运用阴阳的变化哲学构造了一系列的符号和概念，成为中国古代认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思想概念总库”(李约瑟语)。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宇宙观，有“月上界”和“月下界”之分，认为天上的事物是“不变、不朽、永恒”的。中国与古希腊不同，“变化的哲学”，不仅可以运用于地上，而且可以运用到天上。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很早就观察和探究发生在天界的天文现象，如太阳黑子、彗星、流星、客星等等。当17世纪初伽利略望远镜的发明在西方引起激烈争论之时，在中国却是波澜不惊，因为天上的这些变化是在中国古代“变化的哲学”预料之中的。
古代“格物致知”的方法，与现代科学的方法是并行不悖的
“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关于“格物”究竟什么意思?朱熹讲就是“穷究事物道理”的意思。怎么个研究法?说到底就是对事物进行观察分类。《说文解字》说，“格，从木各声”，是树高长枝为格的意思，引申为“木格”。“格”说白了就是木做的格子，好比中药铺里的药格子，用来对草药进行分类。分类作为研究事物的方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要研究事物，首先要会对其进行分类。中国古代特别注重观察事物并对其进行分类，虽然是初步的研究，也是富有成效的。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地震、植物等有非常丰富的观察和记录，至今具有科学价值。例如，古代的天象记录被用来研究超新星、宇宙演化和太阳活动，本草资料被用来进行现代医药学研究。古代“格物致知”的方法，与现代科学的方法是并行不悖的。
取象类比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科学得以发明、得以创造的思想源泉
科学创造离不开丰富的想象。中国古代通过“取象类比”这种“关联性思维”以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达到对事物的认识。这里“象”的形成是关键。《诗经》的“兴”是建立意象的典范，如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能联想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象”的形成是一个通过想象而“兴象”的过程。中国古代用这种取象类比的关联思维，构建了关于天、地、生、人的宇宙图式。讲述天地宇宙之间音律、节气、阴阳的变化，论证它们变化的规律，都是用取象类比的方法，往往是根据“音似”、“形似”或“神似”。而这些“相似”又是与总的宇宙图式、经验的观察、直观的想象、表述的方式等紧密相关联的。理解中国古代的科学，必须对古代科学思维的“兴象”方式有认真的研究。这套取象类比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科学得以发明、得以创造的思想源泉。
天人合一，使人们相信宇宙是人可以认知的，这应该算是科学的“第一原理”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另一重要的思想，其要点是宇宙与人是和谐的，是一个整体。人类生活在宇宙之中，如果宇宙与人不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那就意味着宇宙对人来说是完全混乱的，人类在其中不可能生存，宇宙对人来说也是不可知的。所以“天人合一”的思想，本质上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宇宙生人，人类本来就带有宇宙印记，人类的音乐、审美、身体节律，都与宇宙密切相关。天人合一，使人们相信宇宙是人可以认知的，这应该算是科学的“第一原理”。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如霍金、温伯格等，相信宇宙的和谐，追求“终极理论之梦”，讨论“人择原理”和“伟大的设计”，与追求“天人合一”终极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在古代不时被统治者作为“君权神授”的依据，但作为一种基本思想，同时也指导了科学的研究，“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最高目标。中国古代天文，主要目的是“观象授时”，即通过天文观测确定时节，指导人们按照“时令”去从事生产和礼仪活动。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探究“天人合一”，认为“气”是天地感应的媒介，因此早在汉代，就设计了“候气”的实验，与现代科学测“以太”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在探索科学终极问题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
“天人合一”思想的另一个要点就是“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对应。天地是“大宇宙”，人体是一个“小宇宙”， 国家也是一个“小宇宙”。大小宇宙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方式都是相类似的。例如，《黄帝内经》把人的身体当作“小宇宙”，其结构与功能是与“大宇宙”相对应的。身体的健康就是体内阴阳之气的平衡和各脏腑功能的正常运行。这套理论构成了中医的理论基础。国家也犹如身体，国家强盛，犹如身体健壮;国家贫弱，犹如身体病弱。要像调理身体一样治理国家，而且按照“大宇宙”的节律来治理。这一思想，对于当今的国家治理都有启发意义。
中华文明就是有一种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气度，所以才历久而弥新
过去我们讲中国古代科技，总是倾向于追寻所谓“中国第一”。这种历史观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看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中华文明其实一直都在吸收、改造和利用外来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流比我们起初想象的要早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自汉以来，中国就先后受到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的影响，中华文明就是有一种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气度，所以才历久而弥新。儒家思想，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对于科技历来是非常重视的。事关国计民生的科技知识的探索，历来受到国家的肯定与支持。这也是中国古代在很多科技方面能够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如在宋代，国家重视天文学和医学，所以天文学和医学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再如，元明以来，中国官府的天文机构，对外来的阿拉伯天文学一直采取翻译、学习、传播的做法，使中国古代天文学保持着一种活力。今天，我们更应该本着兼容并蓄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地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我们应该发扬中华文明“有容乃大”的气质，凡是有利于思想活跃、有利于创造、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都拿来为我所用。吸取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科技也是有益的。
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不仅仅在于可以罗列的种种发明和创造，而是在于其背后的科技智慧，包括科学思想、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宇宙观、价值观、科学管理等，这才是造成中国古代科技不断产生发明创造的力量源泉。我们从传统科技文化中汲取的，应该是这样的促进科技发展的智慧。科学经历希腊-文艺复兴-科学革命-近代科学的历程，这是西方历史的诠释，并不证明科学是西方的专利。现代科学进入宇宙、生命更深更广的领域，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方法上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古代科技上的智慧，或许对发展未来科学有所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