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发端于19世纪中叶，而其真正的创立与发展，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的70年。自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仁人志士“开眼看世界”，到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图强，以及他们编撰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俄彼得变政记》《斯巴达小志》等，可视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以梁启超、严复、陈衡哲、何炳松、陈翰笙、周谷城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革命与战争的动荡年代，尽其最大努力，翻译和介绍了一些西方世界史学著作，编写了一些世界史教材，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不过，总体来说，这些前辈学者的工作极为有限，主要集中在西欧、北美等所谓“西洋史”的领域，对其他各大洲、各国的历史几乎没有涉及，即使对西欧、北美的研究也仅停留在初级阶段。
1.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创立、奠基期(1949-1978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进入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科也正式创立，初期主要受到苏联影响。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
首先，在一些高等院校中建立了世界史的教学与科研机构，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设立了世界历史专业，中国科学院设立了世界历史研究所，这些教学与研究机构成为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基地。在这里，集聚了一批致力于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培养并形成了我国第一批世界史专业队伍。与此同时，由于国家规定中小学生都要学习一些世界史的知识，高等师范院校的世界史学科也获得了教学相长的发展。另外，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的拉丁美洲研究所、苏联研究所(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今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初为伊斯兰研究所)，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等，尽管当时主要服务于外交工作，但也为这些区域历史的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其次，初步建立了我国自己的世界史学术体系。历史学既有“贯通”“综合”的内在要求，又有学科细分、分科治学的现代学术特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也遵循着这两条路径发展。
其一是构建世界通史体系，即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框架进行建构与描述，其代表便是周一良和吴于廑主持的、举全国世界史研究力量通力合作编写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4卷本《世界通史》(包括配套的4卷资料集)。这套教材，以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解读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通过时间和空间的经纬度，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这部教材不仅体现了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也体现了他们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教学与研究，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学术体系的真诚和努力。因此，尽管它受到苏联13卷本《世界通史》的影响，在世界通史的体系方面没能有更多的创造和突破，但仍然是我国世界通史的奠基之作，成为高校通行的世界史教材，至今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其二是在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专题史、史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有所建树。例如，童书业、吴于廑、郭圣铭、林志纯(日知)、耿淡如、刘启戈、蒋湘泽、王荣堂、孙秉莹、戚国淦、丁则民、罗荣渠、齐世荣等先生对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和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雷海宗、阎宗临、蒋孟引、辜燮高、沈炼之、张芝联、吴廷璆、齐思和、刘绪贻、黄绍湘、杨生茂、刘祚昌、邓蜀生、纳忠、王绳祖等先生对欧洲史，对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埃及等国别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王辑五、何肇发、朱杰勤、陈翰笙、季羡林、周一良、杨人楩、丁则良等先生对亚洲史、东南亚史、中外关系史、非洲史、近代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史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基石，培养了一代年轻的学人。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以及“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分期”等问题上所进行的学术争论和理论探讨，也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另外，1971-1978年由十几家出版社陆续翻译出版的200多册国别史或地区史，一些世界名著、名人传记和回忆录等，以及《外国历史小丛书》(吴晗主编的通俗外国史知识读物，“文革”后由陈翰笙主编)也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打下了最初的资料和知识基础。
诚然，由于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环境，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不仅基本拒绝和排斥西方史学，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也极其有限;同时亦由于原始资料严重匮乏、研究条件简陋以及外国语言文字基础薄弱，我国世界史还存在大量研究领域的空白。
2.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大发展时期(1978年至今)
从1978年到今天，在40多年坚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好形势下，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首先是机构建设。我国全面恢复、重建和建立了世界史的教学、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形成了完整的世界史学科发展架构。比如，几乎在所有高等院校的历史系都有世界史的教研室，不仅开设了世界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区域史、专门史、西方史学理论等课程，而且进行科学研究。又如，除了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一些专门的区域研究机构之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又成立了美国、欧洲、日本等研究所，并都拥有自己的学术刊物。这些刊物与先前成立的各个研究所的刊物一起，成为展示世界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园地。与此同时，许多高校成立了富有自己研究特色的断代史、国别史、国际关系史等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有关世界史各领域的研究学会也纷纷成立。这些学术团体在推动和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21世纪中国的发展以及面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为了更好地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从2012年起，教育部又在多所高校陆续成立了437个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包括第一批“培育基地”42个和第二批“备案基地”395个)，它们在客观上也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的世界史研究领域。
其次是人才培养。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史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的学位授予机制。在本科生培养方面，自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不仅所有具有历史系的高校都能授予本科毕业生历史学学士学位，而且在全国已经有23所院校单独设立了世界历史专业，其中一些院校世界历史专业的本科生还同时接受世界历史和多种外国语言的专业训练，如北京大学2012年开办的“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是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外国语学院、历史学系联合设立的;首都师范大学2001年开办的世界历史专业，其学生同时在历史学院和外语学院学习。它们都是新型的跨学科专业，目标是为相关学科输送基础扎实、学识广阔、适应力强的高质量的教学研究人才和国际文化交流人才。在研究生培养方面，1978年我国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1981年正式实施学位制度，但当时能够授予世界史研究生的学位点很少。经过多年的发展，到2019年，我国已经拥有31个世界史一级学科博士点，80多个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点，几十个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形成了完整的世界史人才培养机制。这些在读的世界史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在国家、学校的资助下，几乎都有长短不等的出国出境学习机会，他们中的佼佼者正在不断补充到世界史的教学科研队伍中。
第三是学术梯队。我国已经形成了阵容比较完整的世界史教学科研队伍。其中大部分成员都接受过国内外正规的高学历与学位教育，既有到国外境外留学并学成回国的优秀学子，更有我们自己培养的大量世界史博士硕士;他们知识结构新、创新意识强，对外交流频繁，对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前沿反应敏锐。这支队伍正在前辈学者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取，一些人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特别是经过几代世界史学人的努力，这支队伍已经基本形成老中青相结合、人才梯队成功更替的发展态势，保证了学科建设的有序发展。尤其要指出的是，2011年世界史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说明了国家对发展世界史学科的迫切需要和殷切希望，为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
第四是对外学术交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去、引进来，积极频繁地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全方位多层次地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在个人层面，越来越多的世界史学者多次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国的高等学府、学术中心和档案馆等机构，或攻读博士学位、或深度进修查找资料、或讲学、或出席学术会议，在不断充实自己的同时，也强化了与境外同行的交流。与此同时，各国及中国港、澳、台地区越来越多的学者来到大陆讲学、研究、参加会议。中国学者还与国外学者进行了一些合作研究项目，如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非洲通史》的编纂、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等。在学术机构层面，几乎每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相对固定的对外交流的对口大学或研究机构。在学术团体层面，各种研究学会也与国外同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术交流活动。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连续召开了四次规模较大的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自2004年起，法国史研究会每年与法国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开设了中法历史文化国际研讨班;自2009年起，中国英国史学会与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形成了定期进行学术交流的机制;2011年，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办了美国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等等。一些中国学会或学者也参加了相关的国际学术组织，如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会、国际二战史研究会等。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中国史学会积极开展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交流活动。自1982年中国史学会被接纳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成员之后，1985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正式参加第16届大会，以后每隔五年中国学者都会组团或个人出席大会，或做大会主题发言、或主持专题讨论、或参与圆桌座谈会，使中国的一些研究成果为国际学术界所知晓。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召开，这是该大会自1900年成立以来首次在一个亚洲国家举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第五是学术研究。在此时期，我国的世界史学术体系得到了健康发展，其研究成果已呈现满天星斗的繁荣景象。
其一是重新建构了我国的世界通史体系。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我国世界史学界也迎来了思想大解放。当人们重读经典作家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述时，发现他们不仅注意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吴于廑和齐世荣受国家教委(即教育部)委托，主编了6卷本《世界史》。它突破了苏联的世界通史模式，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个关键历史现象，并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否定“西欧中心论”;通过对中外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和现象的叙述，展现人类发展进程中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从分散到整体、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从而重构了世界史的宏观体系，成为最受欢迎的高校世界通史教材。该教材之后经过修订，成为4卷本的《世界史》。与此同时，从文明史视角撰写的《世界文明史》(2卷，马克垚主编)，从国际关系史角度撰写的《国际关系史》(12卷，王绳祖主编)，以专题和时序相结合的通史性著作《世界历史》(8卷38册，武寅主编)，以现代化范式、分区域撰写的《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钱乘旦主编)等也纷纷问世。另外，由陈翰笙主编、数百位世界史学者参与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2册)的出版，以及它的第2版和正在编纂的第3版(网络版)，也是中国世界史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其二是大大拓宽、拓深了研究领域，出版了大量教材、学术专著和论文，成果丰硕，多有创新。断代史方面，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等基本全覆盖，不仅出版了《世界上古史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战后世界史》等不同版本的各个断代的通史性著作，而且在古典学、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拜占庭学、中世纪史、一战史、二战史和冷战史等西方学者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领域，都有中国学者的著述，其研究活动和成果也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性。
专门史方面，除了作为传统研究领域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革命史、殖民主义史等之外，还不断将研究扩展到劳工史、农民史、社会史、宗教史、法律史、文化史、教育史、艺术史、城市史、乡村史、日常生活史、华侨华人史等领域。进入21世纪，一些前沿领域如全球史、环境史、妇女史、人口史、性别史、家庭史、疾病史、医疗卫生史、灾荒史、能源史、知识史、书籍史、心态史、概念史、记忆史、帝国史等，都有涉及。
区域研究方面，除了原有的东亚史、南亚史、东南亚史、中亚史、西亚史、拉丁美洲史、非洲史、中东史之外，将欧洲、西亚北非、亚太、地中海、印度洋、巴尔干、太平洋岛国、大洋洲等分别作为一个地区的整体研究也已经有所发展。《非洲通史简编》(杨人楩编)，《拉丁美洲史稿》(2册，李春辉著)等可视为早期出版的代表作，《中东国家通史》(13卷，彭树智主编)和《中东史：610-2000年》(2册，哈全安著)则在21世纪陆续出版。
国别史一向是中国世界史学者研究较为集中的领域，特别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苏联/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历史研究方面，成果比较丰硕，不仅出版了中国学者自己著述的有关这些国家的多种版本的通史类著作，如《美国通史》(6卷，刘绪贻、杨生茂主编)，《英国通史》(6卷，钱乘旦主编)，《法国通史简编》(沈炼之主编)和《法国通史》(张芝联主编)，《德国通史》(6卷，邢来顺、吴友法主编)，《苏联史》(9卷，郑异凡主编)，《日本史》(吴廷璆主编)等，而且对这些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的内政、外交、军事、社会、宗教、文化等都有探讨;对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印度、以色列、伊朗等国家的历史也有涉猎。
在西方史学史方面，《西方史学通史》(6卷，张广智主编)的出版，当属代表。除此之外，我国世界史学者对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研究兴趣也不断增长，使之成为世界史学科建设的重要领域。学者们不仅介绍了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等研究理论，而且引入了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等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原属于自然科学的遗传学、古生物学、生物化学、地质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也在世界史学科中初步运用，使我们对人类演化、迁徙的历史进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信息史学也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的领域。与此同时，在相对传统的世界史、文明史、现代化史等方面的理论与写作范式，以及在全球史、国际史、跨国史、跨文化互动等方面的研究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新的探讨。
另外，从现在可查到的已经公布的国家社科基金世界史的重点、一般和青年项目来看，1994年为10项，2009年为32项，2019年为98项，增长速度之快，令人欣慰。
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加，世界史的刊物也获得发展。除了原有的能够发表世界史著述的《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以及一些史学刊物和大学学报等期刊之外，一些具有研究特色的、定期或不定期的世界史学术期刊、辑刊不断涌现，如《西学研究》《古代文明》《现代化研究》《冷战国际史研究》《全球史评论》《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经济社会史评论》《世界历史评论》《外国问题研究》《国别和区域研究》《医疗社会史研究》，等等，甚至创办了少量世界史英文杂志，如《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世界史研究》(World History Studies)，等等。
第六是资料的建设与利用。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编纂了一些急需使用的资料集，如《世界史资料丛刊》(该丛刊从1957年开始选译出版，大多数是“文革”后陆续出版，林志纯、戚国淦、张芝联、齐世荣等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3册，齐世荣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2册，王绳祖主编)，《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3册，齐世荣主编)等。后来，随着出国研究机会的明显增多，网络和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对购买图书资料和各种数据库的资金投入大大增加，我国世界史资料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尽管我们的资料仍然无法与国外相比，但是大量已经解密的原始档案资料，数不胜数的各种研究文献，已经大大缓解了资料匮乏的问题，大体上可以满足研究者的需要。例如，在世界上古史资料建设方面，购置了包括《洛布古典丛书》(至1999年已出版491册)、《牛津古典文献》(百余册)、《托伊布纳尔希腊罗马文献丛书》(几百种)等古典学研究必备的资料;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档案资料来看，北京大学收藏的美国外交史料、首都师范大学收藏的欧洲国家外交史料、华东师范大学收藏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档案文献都非常丰富。研究者可以直接使用它们，并利用多国档案对史料进行甄别与考证，从而使叙事更为准确，解释更为丰富，评价更为客观，研究更加专深。
3.思考与展望
70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成就斐然，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择其要者言之：
一是偏重实证研究，对提高理论素养和改进研究方法的重视不够。改革开放后，我国世界史学者在较充分地占有史料特别是原始档案资料进行实证研究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一些学者的理论素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比较欠缺，对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论也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一些成果形成了史料的堆砌，缺乏分析的深度，降低了世界史研究应有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一些学者观念相对陈旧，方法相对单一，缺少对日益发展的跨学科、跨领域、跨国家的研究方法的敏锐了解和积极运用，对问题的解释框架仍然囿于国外学者的语言体系，导致研究成果的创新性不足。
二是偏重微观研究，对宏观思辨着力不够。与上述问题相联系，一些学者满足于微观研究和个案探讨，对构建历史叙事体系和历史发展脉络关注不够，更不愿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存在研究碎片化的现象和倾向。这样的研究，即使在某一个问题上可能达到“求真”的要求，但仍然无法在整体上达到“求通”的高度，缺乏研究后劲，间接制约了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三是偏重发达国家研究，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严重不足。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世界史学科分布不均衡、研究领域不平衡的问题。由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学者们多重视对欧美大国的研究，反映了我国世界史学者强烈的现实关怀。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对非欧美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同样重要。由于我国世界史研究队伍相对较小、质量参差不齐、掌握各种小语种的人才缺乏，目前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还存在空白，此种现象需引起重视并加以改善。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也进入了新阶段。从理论和方法上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应当是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已经奋斗了70年。今后我们将继续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入学习、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审慎的批判性思维借鉴域外的学术理论与研究范式，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指导世界史研究;在学术上，要以开放的视角观察、研究世界，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有益营养，在微观专题探讨与宏观叙事体系的多重层面，提出新问题、挖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做出新解释，以中国学术语言阐释世界史研究成果;在资政育人上，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充分发挥世界史学科观照现实的智库功能，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大局和人才培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相信，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必将在世界学术之林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