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对明清史关注度的不断上升，明朝开放清朝封闭保守的论调开始扶摇直上，给人们形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那就是明朝对外开放，清朝封闭保守。但事实上，明朝的封闭程度不下于清朝，只不过是因为禁令难以维持而不得不放开罢了。
同样闭关锁国的明王朝
由于清朝离我们的时代更近，了解的人也更多，很多人只知道清朝在鸦片战争前实行海禁政策，却不知道这不过是沿袭明朝原有的政策罢了。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十七年又下令“禁民入海捕鱼”，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又对私自出海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几乎断绝了私人所有的海外交通。在《大明律》里，明王朝把海禁以法律形式颁布全国，在“兵律”中专门有一条“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禁止与境外进行人口、货物、军器的所有买卖。
远洋航行需要两个桅杆以上的大船
与海禁政策随之而来的是对制造船只的严格限制，《大明律例》严禁民间制造二桅以上的船只，要想远洋航行，没有两桅以上的大船是难以做到的。与此同时，为了限制沿海居民勾结倭寇，还在浙江、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实施迁界，把沿海地区的民众迁入大陆，以防内外勾结。明廷为了贯彻海禁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至于外国使节的朝贡，明太祖也对此做了严格的限制，命令礼部制作勘合号簿发给周边诸国，凡是外国来朝贡的，必须持有明朝颁发的勘合和本国的表文，到布政司交验表文，比对勘合无误，才能放行。
此后，朱元璋实施的海禁政策就以“祖训”的形式成为明王朝的既定国策，长期延续了下来。从永乐时期到正德时期，海禁政策时紧时松，到了嘉靖时期却又因为嘉靖二年的宁波倭人争贡事件而空前严厉了起来，加大了查禁双桅帆船力度，“其邻舍不举者连坐”，对私自互市的沿海民众实行连坐法，“凡夷人贡船到岸，未曾报官船验，先行接买番货者，具发边卫充军……”，对私人海上贸易从重惩处，也就是说私造大船出海贸易、租用私造船只出海、招引海外国家的商船进行贸易，与外国使臣交接贸易，出使携带私货均是犯禁，明廷几乎取缔了所有民间贸易的可能性。
不得已的开放
至于嘉靖皇帝死后的隆庆开海，其实只不过是海禁难以为继的缘故罢了。居住在海边的人们千百年来以海为生，如今因为明王朝的一纸禁令断了生计，这是逼人为匪为盗，明朝官员们也承认，嘉靖年间的倭寇频繁来袭，其实里面真正的日本人只有两到三成，其余大多是无处谋生的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的亡命徒罢了，海禁政策断了他们的活路，这些亡命之徒不得不选择铤而走险与倭寇合流，进犯明朝内地。“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路，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束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
同时，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对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产生了愈加迫切的需要，而中国国内的白银却十分紧缺，聚集在海上的亡命徒组成了海商集团，他们抓住了双向需要的良机，一边扩大出口，一边赚取更多的白银，在海外贸易中收获颇丰。利之所在，违背人性和客观经济规律的政策自然更加难以为继，“…利孔所在，民以死力赴之，而卒不可禁。欲严卒伍以限居民之出入，则小民相容为兼利，吏不得问也。问之，则匕首副其胸也”。在这样的背景下，犯禁的人群越来越庞大，明王朝已剿不胜剿，诛不胜诛“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
其实倭寇大多为明人
“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越来越多的明王朝有识之士意识到了海禁政策的局限性，嘉靖年间倭寇和海商的声势浩大不得不让明廷考虑放松部分管控，更何况开放海禁对明王朝的增加收入也是有利的。因此，明穆宗即位后，很快便实现了“隆庆开海”，使200年来遭到禁止的海外私人贸易终于能够以合法的身份实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就在明朝海疆不宁的同时，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的传教士和探险者们开始一批又一批地来到亚洲，进行殖民征服、传教、经商等活动，明王朝与欧洲人的接触从16世纪初开始不断深入和发展。
第乌海战标志着葡萄牙的势力开始深入亚洲
16世纪中期，经过与葡萄牙人的数次交锋，明王朝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这块地盘上扎根，但要接受明廷广东地方官员的管辖。此后，从里斯本出发的欧洲传教士们横跨千山万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试图通过传播“主的福音”打开中国这扇封闭已久的大门。
在葡萄牙、西班牙的亚洲、美洲殖民地，一般都会强制要求当地居民强制改信基督教，否则人头落地，但在幅员辽阔又体量庞大的中国，这样传播基督教无异于自取灭亡。由于明朝尊崇孔孟之道，敬天法祖，先期到达的传教士们费劲力气也没能从儒学昌盛的中国打开突破口。面对这样的情况，耶稣会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决定深入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另辟蹊径敲开中国的大门。
中欧交流的先行者—利玛窦
为了获得明朝士绅的支持，传教士们拿来了各种各样的稀奇玩意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它们有制作精巧的钟表，焕发出五颜六色光泽的三棱镜以及玻璃等等明朝官绅从没见过的新奇玩意，但新鲜归新鲜，要想放开传教的口子，一律免谈。
这本是个增进相互之间认知的好机会，但两边的态度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明朝官绅对送上门来的机会根本不以为然，甚至禁止传教士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献。反倒是热衷于传教的耶稣会士急于了解中国的一切，如饥似渴地阅读中文文献，加深对明朝的认识和了解。频频地碰壁让利玛窦深深地觉得明朝真是一个狂妄自大、顽固至极的国家，“中国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
不过利玛窦没有灰心，他们换上了儒服，坚持走上层路线，终于从明朝上层打开了一个口子，于1601年被明廷接受，获准在北京居住和布道，还努力发展了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高官成为基督徒。
之所以利玛窦能比他的前辈表现地如此出色在于他把握住了两个关键，一个是传教士必须做一些对明王朝有益的事情，只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得到明朝士大夫们的认可，二是尽可能地不触及尊孔及敬祖的礼仪，以免刺激“天朝上国”人士的神经。
好在这些传教士学富五车，精通许多科学知识和技术才能，才能在明廷上下面前表现出一副有用的样子，否则分分钟被扫地出门。1611年钦天监预测日食失误，而传教士们则准确进行了预测，正好给了他们表现的机会，明廷下令由传教士们负责修改历法，从此修历成为传教士的重要阵地。其次是数学和医学，利玛窦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6卷译成中文，使完整的几何学第一次得以传入中国。
除此之外，耶稣会士最重要的贡献莫过于当时的国之重器-火炮了。1619年萨尔浒之战爆发，明朝一败涂地，满人势如破竹连克辽东70余城，迫使明军转入守势。为了扭转辽东的危局，时任明廷詹事府少詹事的徐光启派人从澳门购买了4门红夷炮以御外侮。
徐光启购买的红衣炮
崇祯二年，后金军逼近北京，徐光启和耶稣会士上下撮合，在澳门招募葡兵助战，这批葡兵带着大铁炮7门、3门大铜炮、鹰嘴铳30门于崇祯三年正月到达京师。但明廷上下普遍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且“窥我虚实，熟我情形，笑我天朝之无人也”。洋器可以用，洋人则万万用不得成为明廷上下的基调。
除了购买，明廷也积极仿造红夷炮，并在耶稣会士的帮助下，终于获得了制造和使用红夷炮的技术，还依靠他们训练出了一只能够熟练使用火器的部队，只可惜这只火器精锐在登州之乱后被孔有德裹挟而去，孙元化自身也为叛军所害，20余门红夷炮尽归满人所有。传教士们的一番心血，都被明军这帮运输大队长糟蹋了个干净。
学归学，用归用，明朝只想拿来的是欧洲人的技术和知识，别的一概不要，亦不愿花费更多时间了解他们的风土民情，可以说这种狂妄自大的心态并非清朝所独有。
比较来看，清朝所受到的是明朝不能比拟的冲击，和明朝遇到的只是规模较小的远征队不同，清朝遇到的是欧洲殖民者的正规军。面对经过拿破仑战争锤炼的英军，武备废弛的清军一败涂地，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朝从此开始被迫打开国门，迎接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然而仅仅一次打击根本不足以动摇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观念，在鸦片战争后的14年里清朝对外国的情况仍然是一团浆糊，面对洋人的侵犯，要么反应过激给人以侵略口实，要不则卑躬屈膝，完全跪倒在洋人的淫威之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就是清廷过度反应的结果。皇帝亡命而逃，国都几近沦丧的危险才终于打醒了清廷，迫使他们开展洋务运动以图自强，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迫于巨大的外部压力，明清这样的老大帝国仍然会依照原来的惯性继续航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