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对外开放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流和趋势。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中华民族以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奠基时期，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使国家在对外开放中的角色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主导力量。统一后的秦王朝在对外交流上有了长足进步。徐福东渡尽管不是主观上的对外交流，但这种大规模的人员和物资远洋航行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客观上使秦的文明远播异域，也为此后与东亚的交流开辟了道路。秦与朝鲜、越南之间有丝绸、漆器、铁器等贸易往来，与西域也有民间交往。汉代是对外开放的大发展时期。公元前138年，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带来了关于西域较为全面、细致的报告，被称之为“始开西域之迹”。张骞通西域，是中原王朝首次以官方名义与西域的接触，其所开辟的道路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沿着这条道路越葱岭向西或西南，可抵达中亚、地中海东岸和南亚。这条道路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两汉之际因战乱和匈奴势力的扩张，中原与西域隔绝60余年。东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在东汉政府尤其是班超艰苦卓绝的努力下，西域诸国与汉重新建立了联系，丝绸之路再次打通。班超派属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地中海东岸而返，进一步加强了东汉政府对中亚、西亚以及罗马帝国的了解。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发展时期，各政权在对外开放上积极主动，民间交往则更趋活跃。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与魏晋南北朝的使节往来不断，中国史书中对这三国的丰富记载，是双方交往的见证。日本的邪马台、大和国与曹魏、东晋、南朝都有频繁往来。与西域的关系持续保持，与南亚、西亚各国如大宛、粟特、贵霜、波斯均有往来。继东汉之后，东吴、西晋、北魏与大秦往来未断。天竺各国与中国的来往也很多。东晋僧人法显由陆路赴天竺，经狮子国，取海路而还，足以证明当时陆上与海上交通的通畅。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也不闭关自守，《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都城洛阳“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反映了当时的盛况。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高潮时期，中国与域外交流的频繁成为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显著特征。隋代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隋炀帝派裴矩驻张掖经营西域，自此“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隋代通过海路与东亚、东南亚、西亚、欧洲的交通也通畅，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繁盛。唐代继续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强盛的国力与发达的交通使唐与当时世界上70多个国家建立了通使友好关系。如统一后的新罗王朝与唐朝贸易十分活跃，唐朝许多地方设有新罗馆、新罗坊、新罗村供新罗人居住。日本与唐朝的交往空前繁荣，日本的遣唐使人数众多，络绎不绝。唐朝与东南亚、南亚的林邑、真腊以及今印尼苏门答腊均有海路往来。鉴真东渡日本与玄奘、义净西行印度和南洋，证明东西方陆海交通的便利。
宋元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发展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重心逐渐从陆路转向海洋。五代与两宋时期的战争对峙，使西北陆路交通阻断，通往西域、中亚的交通时断时续。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造船业的技术进步与指南针的使用，大大促进了东南海上贸易的繁荣，杭州、广州、泉州、明州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五代两宋与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政权，与日本的镰仓幕府，与东南亚、南亚的越南、印尼以及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与阿拉伯、非洲的交流也有进一步发展。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周去非《岭外代答》中的《外国门》，记载了当时东南亚、南亚以至波斯、大秦、非洲、南美洲的一些情况，涉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两宋政府鼓励对外开放，在多地设置驿站，保护外国商人与商船。元代的大一统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元统治者的政策有利于对外开放的开展。如元世祖忽必烈鼓励对外交往，对各国来者尤为礼遇，下诏令“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口岸最多的政权之一。
明清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持续发展与转折时期，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一度空前扩大，但政策却趋向保守。明的统一与社会经济繁荣奠定了对外交流的基础。明成祖朱棣鼓励发展对外关系，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9年，跨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远至非洲东海岸。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联系，是15世纪初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象征。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没有长久延续，周边国家的变化与世界格局的转换，封建专制体制的固化、腐化与僵化，使对外开放渐渐步履蹒跚。由于倭寇侵扰，朱元璋撤废市舶司，禁止商船贸易和人民通藩下海。清朝建立后，沿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康熙年间再次颁布“禁海令”后，对海外贸易的限制越来越严，对外开放的门户越来越小。乾隆年间清政府以英商不遵守中国法律为由，下令沿海只准广州一口与外国通商，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的法令，清朝进入了较为严厉的闭关时期，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教训十分深刻。
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启示
从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对外开放绝不是简单地打开国门，也不是简单地对外交流。对外开放的格局和水平与整个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
强盛的大一统国家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前提。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繁荣发展的时期，往往是大一统王朝的巩固时期。西汉王朝经过60多年的休养生息，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大一统局面形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通西域，打通了东西方交通道路。同时，与东亚、东南亚、南亚的陆上、海上交通联系也更加紧密。东汉的统一，结束了两汉之际的纷乱局面。也是在统一的政治局面下，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不仅恢复了过去的陆上丝绸之路，还开辟了一条新的通往西域的道路——“大海道”，即敦煌至哈密至吐鲁番的一条近道。隋唐的大一统，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割据状况，统一局势下的陆上、海上交通道路发达，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对外开放呈现出强劲势头。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长安是国际性大都市，这都与唐朝大一统的强盛国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历史证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外开放的充分条件，国家的独立自主才是对外开放取得成效的前提。明代中叶以后，在外部势力紧逼下，统治者在对外开放上不仅采取保守遏制的政策，也拒绝政治上的自我革新，最终在列强的枪炮下丧失了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历史也一再证明，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是相统一的，没有国家的独立自主，真正意义上互惠互利的对外开放就无从谈起。
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对外开放的基本保障。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对国家的有效治理为对外开放提供了基本保障。汉武帝开通西域后，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为丝绸之路东段的畅通提供了保障。汉宣帝时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设西域都护府，确立了对西域的治理，为丝绸之路的西段畅通提供了保障。东汉班超经营西域30年，恢复西域都护府，使东汉通往西域的大门再次打开。唐代击败西突厥后，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作为最高管理机构，分别管辖天山以南、葱岭以西、楚河以南的中亚地区和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西域政治上的统一和有效管理，有力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明代西北地区虽不畅通，但东北地区管理加强，明成祖设立奴尔干都司，管辖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到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对于东北亚丝绸之路的开辟和保护有着重要作用。
严密的制度设计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条件。对外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国家的强盛、统一和有效治理，还需要一系列细致严密的配套制度设计。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设有掌管对外的机构和官员，如秦汉的典客、大鸿胪，魏晋隋唐以后的鸿胪寺、礼宾院。为适应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需要，宋代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等地专门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管理海上贸易。元朝继续宋代的市舶制度，还制定了《市舶法则》二十二条，管理更加规范。明代延续市舶司制度，但海禁政策使这一制度时断时续。对外开放的前提是互惠互利，政府除了政治上的管理外，还要为对外开放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为外来使者、商人、学者等提供必要的交通和生活保障，如划定特定区域居住，提供食宿便利以及相应的政治待遇等。敦煌悬泉汉简确证张骞开拓西域之后，中亚国家的使者、商人进入汉朝管辖范围后，就受到官方邮驿系统的热情接待。对外开放不是无原则的开放，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上，历代王朝都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对原则的坚持又透过相应的制度设计表现出来。如汉在与匈奴的贸易中，铁器、兵器、钱币、马匹就受到相关法律管控。唐代也是如此。宋元以后的市舶法则，就是政府制定的对外贸易规则。
和谐的外部环境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基础。汉武帝解决了匈奴问题之后，西域较为稳定，陆上丝绸之路得以开辟。王莽新朝对匈奴实行贬抑政策，汉匈关系恶化，匈奴不断侵扰北边，中原与西域隔绝长达60余年。直至东汉班超出使西域，陆上丝绸之路才被重新打通。隋唐时期对外开放出现高潮，特别是与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官方高层次交流往来的频繁，也与这一时期周边国家局势的相对稳定有着直接关系。日本大化二年孝德天皇进行“大化改新”，效法唐制，实行中央集权，日本走上稳定和发展之路，先后派遣十三批遣唐使，掀起了唐朝与日本交流的高峰。朝鲜半岛也在此时由新罗实现统一，统一后的新罗王朝与唐的贸易和人员交流空前活跃。五代与两宋时期，西北陆路交通因战争阻断，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再次受阻，而此时东南沿海及周边国家局势相对稳定，海上丝绸之路便迅速发展起来，与日本、越南及印尼、印度等国的交流达到新水平。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与当时较为稳定的周边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对外开放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内环境，也与外部环境关系紧密。
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意义
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开放，中华文明就会繁荣发展;什么时候固步自封、闭关锁国，中华文明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对外开放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
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物质文明交流。汉代张骞通西域后，“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中亚、西亚的诸多物产，如葡萄、苜蓿、芝麻、胡桃、石榴、胡萝卜等陆续传入，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毛毡、毛布、汗血马等引进到内地，促进了纺织技术的改进和马的品种改良。宋元明清以后，物品的输入无论是品种还是规模都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别是宋以后，对外贸易中的税收在国家财政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不仅具有政治意义，更具有经济意义，宋高宗就说过“市舶之利，颇助国用”。中国历史上的物质文明交流，既有大规模的引进，也有远距离的传播。中原的穿井术传到了西域，推动了西域灌溉技术的进步。中国的丝织品享誉各国，从秦汉至明清始终是对外贸易的大宗。中国的铁器及冶炼技术广传周边国家和民族，甚至遥远的欧洲。
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制度文明互鉴。历代王朝的政治制度都不排斥其他民族与国家的优秀人才。汉代中央政府就有匈奴人任职，唐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有外国人任职。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历任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安南都护等要职。印度裔天文学家瞿昙罗曾任唐朝太史。越南人姜公辅甚至做过唐朝宰相，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宬曾担任过南宋泉州官员等。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也因其先进性被周边国家所借鉴。唐代的制度文明对新罗和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新罗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组织不仅与唐朝很相似，而且科举方式与科目设置也仿照唐朝。日本“大化革新”中的经济制度、职官制度、律令制度、教育制度都受到唐制的深刻影响。
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艺术、宗教交流从未中断。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开始向周边传播，西北汉简中《论语》《孝经》等残片的发现，朝鲜平壤贞柏洞汉墓中《论语》的发现，证明汉代儒家思想沿着东西两个方向向外传播。张骞通西域后，西域的箜篌、琵琶、胡笳等乐器与舞蹈，黎靬人的幻术等传入中原。东汉初年，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并与中华文化相融合，对中国人的思想信仰、文化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佛教由中国传到东亚，而印度本土佛教却日渐衰落。隋唐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思想文化交流的一次高峰，世界各地的学者、僧侣、艺术家纷纷来到中国求学或交流。宋元时期中外思想文化交流频繁且深入，宋代的活字印刷术约在13世纪传入高丽，高丽在此基础上又发明了铜活字印刷。宋元与西方的科技交流逐渐深入，中国的造纸术、火药、指南针等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对西方近世文明发展起到重大影响。伴随着交往的增多，明清中外文化交流也更加系统频繁。传教士出于布道需要，将更多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利马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等都是著名代表。中华文化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政府间的交流大量传往西方，引起了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注意，许多人盛赞中华文化，如孟德斯鸠就对中国的“礼”称赞有加，认为中国人正是在礼教精神的熏陶下养成了宽仁温厚、尊老爱幼、勤奋俭朴、勇敢耐劳、酷爱和平等高尚品格。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带一路”的倡议，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的措施，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等，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外开放思想的实践转化。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汲取历史经验，站在时代前沿，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外开放的优秀品质，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只会越开越大，在不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