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引用《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必须有农、工、商、虞(即采集业)四个基本行业，它们都是人民生活的根本。但是在传统社会中，商业却被称为“末业”，农业则被称为“本业”。
即使是对商业比较宽容的汉文帝、汉景帝，也多次下诏强调：“农，天下之本”。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就说：“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清代雍正皇帝告诫全国人民：“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并且要求各级官员“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贵”。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流经济思想，就是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舍本逐末”是不允许的，因此要“重本抑末”。
然而，在任何时代，理念和实际操作都不一定同步，在实践中，不同的执政者也会有不同的取向。为了要保证“农本商末”，就必须“重农抑商”，重农是目的，抑商是手段。“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大臣管仲就说，“欲杀(抑制)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即农民)”。后来秦国的商鞅进一步发展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将其变为系统的、全面的国策。他采取的手段有：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加重对商人家庭的赋税;增加交易税与酒、肉买卖的税率，减少商人赢利的空间;实行专卖制度，把最赚钱的买卖拿到国家手里;管制粮食贸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不准商人贩运粮食，也不准农民买卖粮食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重农抑商称为“上农除末”，推广到全国。
当然，在大多数时候，国家实行重农抑商，并不是要完全取消商业，而是要把商业抓到政府手里，变成政府控制的商业。重农抑商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历史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农抑商，一成不变。
实际上，重农抑商的思想和实践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在不断变化。在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竞争，采取各种方法来富国强兵，有的国家就鼓励商业。工商业者也逐渐摆脱了官府的控制，获得独立经营的机会，出现了陶朱、猗顿等大富商。
在汉朝的文帝和景帝统治时，奉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因此出现了商业繁荣。司马迁描述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到了汉武帝当政后，厉行重农抑商，把所有赚钱的活动都抓到政府手中，导致商业走向了衰落。汉朝灭亡后，天灾人祸不断，政府愈加抑商，于是商业沦落到濒临消失的境地。
唐朝中后期，抑商政策放松，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到了宋代，出现了商业的大繁荣，社会对商业的看法和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叶梦得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指出：“出作入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即认为士农工商只不过是不同的治生策略，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大文豪欧阳修说：“治国如治身，四民犹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稧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明代大学者王阳明更主张四民同列，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
不仅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国家政策也在变。到了宋代，抑商的政策已经放宽了。宋太宗就下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税”，“两浙诸州，纸扇芒鞋及细碎物，皆勿税”。之后，真宗、仁宗屡下诏令，减免了许多杂税。
明代后期张居正进行改革，提出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厚商”政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欲民用不困，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他明确反对国家干预商业，反对官、商(特许商人)分利的垄断性商品专卖制度，提出以“厚商”代替“抑商”。他所要厚待的商人不是盘剥农民的奸商，而是当时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者。到了清朝，抑商在国家最高决策层已经不再占重要位置。乾隆皇帝认为，“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意思是，商品流通这些事，让百姓去做，国家不要管，国家一来管就会对百姓不利。可见，到了明清时期，国家已经不再完全重农抑商了。
总之，在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在此背景下，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欲求，商人使其原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也就是说，此时商业已从“末业”变成“主业”之一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