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男女共同发展、妇女事业成就显著的40年。40年来，中国女性健康状况得到巨大改善;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年轻一代受教育年限的性别差异消失;女性非农就业参与水平高位企稳、就业结构持续改善;女性决策性和协商式政治参与均稳中上升。本文作者认为，应进一步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让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女性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与进步，都离不开妇女的贡献。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成就卓然的40年，也是男女两性共同发展、妇女事业成就显著的40年。2017年，中国大陆女性人口总量达6.79亿，占总人口的48.8%，女性已然成为我国人才结构中的重要人才资源。
性别平等可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视角进行考察：在公共领域，性别平等表现为女性能与男性一样，平等地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平等地获得经济社会地位;在私人领域，性别平等表现为妇女在家庭中拥有独立决策、支配收入的经济权利，有获得财产的继承权利，可以摆脱对丈夫或他人的依赖。其中，提高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参与水平是提高女性地位的根本。正如毛泽东所说“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经济方面女子不能独立，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发展，参加生产劳动是实现妇女解放、提高妇女地位的先决条件。”本文将重点分析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情况。
40年来女性健康状况得到巨大改善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部分。一个人群的健康状况是衡量公共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女性健康和安全水平既是衡量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征，也是女性地位的标志，既透视出女性的生存、发展与平等状况，也影响到后代及家庭与社会的总体健康水平。
较低的孕产妇死亡率意味着女性的健康需求可得到适当满足，且在怀孕和哺乳期可得到较好的照护。2017年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9.6/10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同时，女性的预期寿命增长更快：1978年，女性的预期寿命为69岁;2015年，中国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79.43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透视出女性整个生命历程中健康水平的改善。
年轻一代受教育年限的性别差异消失
教育是个体平等参与经济社会生活、分享社会资源的根本前提。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可以拓宽获取知识的渠道，提高人们应对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展女性的公共参与度，提升女性的自由选择权，且可降低青少年的生育率和儿童死亡率。
不同出生队列和两性人群享受明显不同的教育机会。在1940年及以前出生的人群中，男性的教育机会明显大于女性：男性未上过学的比例仅为女性的0.5倍;男性接受初中教育的机会明显高于女性，约是后者的2倍。直到1960年以后的出生队列，两性接受初中教育的机会才开始趋于平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性的教育机会逐渐趋于平等：在1980年后的出生队列中，两性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机会几乎没有差异;在高等教育领域，传统的性别差异完全消失，因为在包括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高等教育中，女性的比例甚至超过男性。中国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教育获得的性别差距平均是5%，中国仅有3.7%，这个状况远好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女性非农就业参与水平高位企稳、就业结构持续改善
市场参与是个体独立和发展的前提，是测量经济领域性别平等的最重要指标。女性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是其实现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基础和前提。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女性参与新经济的人数增多。在过去40年中，女性就业人数和在劳动力中的比重持续高位企稳。尽管因为受教育年限的提高等缘故，15岁以上女性就业人口的比重有所下降，但2017年，女性就业率依旧高达63%，居于全球领先水平。
女性的就业结构也不断调整、就业层次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女性的就业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就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一产业占78.7%，第二产业占13.1%，第三产业占8.2%，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工作人员仅占5.5%;呈现出三二一产业依次递减的结构特征。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活动参与不仅靠体力、更靠脑力与技能，从而有利于女性与男性的平等竞争。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在女性受教育程度不输于男性的年代，更多的女性向金融、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为主体的高层次行业发展，青年女性已较多地进入这些行业工作。其中，五个行业中从业女性数量的增加尤为突出，分别为：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比如，2015年，女性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达到24.9%，几乎占到1/4;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略超过男性，为51.6%;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比例也达到36.2%。可见，女性的就业结构趋向合理，就业层次明显提高。
市场参与极大地降低了女性的贫困发生率，缩小了与男性贫困发生率之间的差距。2002年，农村女性的贫困发生率达24.2%，而2010年，该数值降至9.8%，与男性的差距也从0.7个百分点降到0.4个百分点。
女性决策性和协商式政治参与均稳中上升
政治地位是最重要的公共资源，获取政治地位有助于获得更稀缺的资源、保证更好的职场发展。就女性的决策参与而言，党代会上女代表比例一直在连续提高：在十九大2280名党代表中，共有551名女党员，占24.2%，比十八大时增加30名;十八大党代表中，女代表521名，比十七大时增加了76名，占23%;十七大党代表中，女代表445名，比十六大增加了 63名，占20.1%……在全国人大代表中，1978年女性代表的占比为21.2%，而2018年有所上升，占比为24.9%，即女性代表约占全部代表的1/4。民主参与的比例更有显著的提升，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女性委员的占比从1978年的14.5%上升到2018年的20.39%。
未来性别平等事业发展的挑战与前景
经过了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成为制约性别平等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羁绊。未来性别平等事业发展的挑战既表现在就业门槛、职场升迁、酬薪待遇、政治参与等方面，也表现在传统性别观念的延续甚至回归。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大提高，未能完全转化为职场优势;相反，它给女性的职场带来双重竞争：既与同等学历的男性竞争，也与同等学历的女性竞争，而这实际上给男性创造了更有利的就业环境，而让自身的就业空间更加逼仄。
“全面两孩”政策的推行，无疑会激化女性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口再生产的责任逐步完全回归家庭，且主要落在女性肩上。少子化时代的到来加剧了家庭的照护负担。家庭责任与职场要求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使得二者形同鱼与熊掌，或舍业从家、生儿育女，或舍家从业、放弃二孩生育。
地区间、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受教育程度的代际差异等，使得女性群体内部产生分层，农村女性、欠发达地区女性和老年女性都是女性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与城镇男性、发达地区男性、老年男性之间存在差距，而且也与城镇女性、发达地区的女性之间也存在差距。
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站在历史的转折点回望来路，我们发现，追求性别平等是伟大的事业。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保障妇女的权益，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创造有利于她们发展的宏观环境，能更好地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也能让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