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才略的帝王，往往表现出对历史的尊重。
唐太宗的千古名句，“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体现了古代帝王知史知人的情怀。宋太祖诏修《五代史》时指出，“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何以观……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传达了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信息。由于唐宗宋祖的提倡，唐宋成为中国传统史学昌明的时代。如果向前追溯，可以发现古代帝王关注史学、提倡治史、以史为鉴，最早是从东汉时期开始的。
对记史修史的重视
不仅仅是帝王，包括后妃、诸王在内的整个东汉皇室，特别是早期东汉皇室，都表现出浓厚的史学情结。他们关心史书修撰，亲身参与历史撰述，推动了史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们注重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经验，促进了国家的政治清明与社会繁荣。
早期东汉皇室对史学的关注始于光武帝刘秀。在进行统一战争期间，刘秀就注意搜集各地历史信息。袁宏《后汉纪》称光武帝“每幸郡国，见父老掾吏，问数十年事，吏民皆惊喜令自以见识，各尽力命焉”。查访历史信息，成为沟通和团结地方人士的重要途径。
刘秀通过修撰郡国书笼络地方豪强。《隋书·经籍志》称“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这项工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后代修撰方志的起源。光武帝刘秀特别关心西汉统治中心三辅地区的历史风俗，经常向三辅地区出身的官员询问长安旧事，作为治国参考。范晔《后汉书》记载，出身扶风的马援，擅长讲述西汉历史掌故，“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受到光武帝影响，此后的汉明帝、汉章帝莫不重视搜集三辅地区的历史资料。
东汉官修国史的修撰，来自于汉明帝刘庄的授意。而后代东汉皇室的关注和支持，保证了国史修撰工作的持续。
《后汉书·班固传》记载，汉明帝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令他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完成记载刘秀事迹的《世祖本纪》。而后，班固又撰写了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人物的列传、载记共28篇。汉章帝刘炟时期，正式确定在洛阳南宫收藏皇家图书的东观组织修史工作。汉安帝永宁元年，邓太后令于东观校书的刘珍、刘毅等人编写建武以来名臣传、中兴以下名臣烈士传等传记。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称这次修史的内容包括“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内容丰富，总括光武帝至汉安帝以前的史事。这时，东汉国史的名称定为《汉记》。
汉桓帝刘志统治期间，虽然国政昏乱，但东观修史的工作并未荒废。伏无忌、黄景、崔寔、边韶、延笃等大臣先后在东观修史。他们完成了《诸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传》《西羌传》《地理志》，孝穆、孝崇二皇、顺烈皇后、安思皇后等传，以及《百官表》和顺帝功臣孙程等人的传记。至汉灵帝刘宏熹平年间，马日磾、蔡邕、卢植、杨彪、韩说等人在东观继续修撰《汉记》。汉献帝刘协播迁许都，杨彪仍坚持续补《汉记》。
大约在6世纪初，这部于东观修撰的国史被称为《东观汉记》，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东观汉记》作为东汉国史，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直到唐代，它一直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是统治者汲取历史经验的重要参考。《东观汉记》的完成，与东汉皇室重视历史、重视史书修撰密不可分。
高超的史学修养及运用
东汉皇室参与到修撰史书的工作中，干预史书的内容和体例。在此过程中，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意识和文化素养。
汉明帝的马皇后平日好学，史称“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汉明帝驾崩后，马太后亲自参与了《显宗起居注》的修撰工作，删去了自己兄长马严在明帝病重期间照顾饮食医药之事。即位的汉章帝表示不解，为马严辩白。马太后解释说：“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著也。”正是出于对后世评价的考量，皇室对历史修撰的选材颇为重视。
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同样雅好典籍，他以为班固《汉书》卷帙浩繁，不易观览，特命荀悦将纪传体的《汉书》仿照《左传》体例，删改成编年体。后来形成《汉纪》三十卷，史称“辞约事详，论辨多美”。荀悦在《汉纪》的序文中指出，本书的创作基于五个目的，分别是“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和“表贤能”，体现了史学家的志业与良知。荀悦能够实现如此事业，与汉献帝“惟文之恤”的关怀密不可分。
在现实政治活动中，史书还成为东汉皇室凭借的某种政治信物，发挥独特的作用。光武帝为笼络地方割据势力窦融，特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相赐。汉和帝欲诛杀窦氏时，私下通过清河王刘庆求取《外戚传》，以作参考。如果不是在日常生活中熟悉历史及史书，则仓促之间断难如此行事。
早期的东汉皇室重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当世政治之戒。
西汉亡于王莽，肇端却在成帝。汉成帝大封外戚，母舅五人同日封侯，此后相继当轴用事，西汉皇权逐渐旁落。东汉皇室每每以此为戒，严防外戚掌握过多权力。汉章帝即位之初，想要分封马太后诸兄弟，太后不许。她援引西汉成帝及更早的武帝时分封外戚导致国政昏乱的故事，所谓“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又田蚡、窦婴，宠贵横恣，倾覆之祸，为世所传”。而后，马太后又举汉明帝不欲大肆分封自己诸子的近代例证，说明谦退实为本朝成例。但是，这些例子并没有说服汉章帝。马太后又援引汉景帝时，窦太后欲分封王皇后之兄，被条侯以“高祖约，无军功，非刘氏不侯”拒绝的史实，再次回绝了汉章帝的要求。马太后总的理由是：“岂可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人情莫不希望宗族富贵荣耀，而马太后能一再拒绝章帝之请，归根结底，在于她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正因为如此，马氏一族在东汉颇得善终，不似其他跋扈的外戚之家踵继败亡。
汉末史学意识的进一步兴起
不过，随着天下承平日久，东汉皇室逐渐走向下坡路。在早期皇室代表汉光武帝、明帝、章帝以及马太后身上那种惟日孜孜、无敢逸豫的勤政作风，以及以史为鉴、观古察今的史学意识，逐渐被奢靡、自大的狂妄态度取代。东汉中后期的皇室，除了少数人，逐渐丧失了对历史经验的重视。从汉安、顺帝以后，外戚专权，宦官干政，股肱之臣蒙受非罪，清流之士隐遁山林，东汉政局一片黑暗。东汉政治的失败，反而成了后来者的历史教训。
有学者指出，汉魏之际，人们对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理由就是人们迫切从历史中，特别是近代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汉末开创天下三分基业的刘备和孙权，就是其中典型。诸葛亮《出师表》载：“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叙述的正是刘备君臣之间讨论历史经验的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刘备遗令后主刘禅，“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将历史摆在首位。《三国志·吴志·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记孙权建议吕蒙多读书，以“涉猎见往事”。孙权以自己为例，所谓“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统事江东以来，又“省三史、诸家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其中的“三史”前文已经提及，主体部分就是汉代历史。
刘备和孙权作为乱世枭雄，重视历史经验，当然是希望为现实政治提供帮助。而作为近史的东汉历史，无疑是他们瞩目的焦点。孙权还曾希望太子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就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期望。东汉政权经历创业艰难而繁盛，盛极而衰走向灭亡的历史过程，自然为刘备、孙权等人所迫切关注;而伴随东汉王朝从兴起到灭亡的东汉皇室，对待史学的不同态度，同样也会成为历史的晨钟暮鼓，时刻萦绕在每每以这段历史作为参照者的耳畔。■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