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间未见书”与“读人间常见书”，这两个论断所蕴藏的深邃思想和辩证方法，并非每个读书人都能发现和受益。《论语》中孔门弟子对孔子的评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继之再想，用这两句话做标题，诠释顾炎武的“志与业”，即他的为人与治学，不也是恰如其分吗？
近代学人易宗夔在《新世说·言语》中记载：清乾隆年间，进士出身的四库修纂姚鼐，退休后将归徽州故里。成行之前，内阁学士翁方纲前往姚府送行。两人在交谈中谈起读书话题，翁氏请老友发表高论。姚氏开诚相见，一语破的，说：“当今读书人读书，爱读人间未见书，老朽反其道而行，爱读人间常见书。”姚氏所言，近似调侃，非经深思熟虑，难以体察个中奥妙。
“读人间未见书”与“读人间常见书”，这两个论断所蕴藏的深邃思想和辩证方法，并非每个读书人都能发现和受益。一般说来，求知欲强的人读书，开始总想从所读书中觅得新知新见，于是，便如饥似渴地读“人间未见书”，恨不能“一日看尽长安花”。殊不知，“人间未见书”也不是每册每页全是新知新见，有的“人间未见书”亦平淡无奇，读后令人失望。而像姚鼐这样经纶满腹的人，在“读书破万卷”的过程中与众不同，把精力集中在“人间常见书”上。他们深知：历代学界有识之士爱读“人间常见书”，是因为这些书经过一代又一代先贤的筛选和解读，荟萃了前辈的真知灼见，读之能使人渐入佳境，爱不释手。实践证明，“人间常见书”是人们读书的第一个阶梯，沿着这个阶梯不断攀登，就能获取更多的新知新见。
如同认识世间其他事物一样，读书也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借助“人间常见书”温故知新，日积月累。如此循环往复，定能随着阅历的丰富和学养的积淀，攀上新高度，跨入新境界。宋人许顗在《彦周诗话》中总结读书经验说：“古人文章，不可轻易，反复熟读，加意思索，庶几其见之。东坡《送安惇落第诗》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仆尝以此语铭座右而书诸绅也。”许氏提倡对“故书”要百读不厌、常思深思，是因为他发现“故书”有取用不竭的学术营养和文明智慧，所以他把苏轼的诗句作为座右铭，并书赠喜爱读书的诸多绅士。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出自《诗经》的名句，人们耳熟能详。因其言简意赅，借来结束本札。前人关于读“人间常见书”的主张，经实践检验切实可行。今日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可否借鉴前人读书经验，多读、熟读常见的经典文献（包括理论和资料），从中汲取营养、增长才智，提高治学水平呢？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近日，为核对一条引文翻阅《日知录》，边翻边想，最后把思维定格在该书著者顾炎武的“志与业”上。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史学家顾炎武用大半生精力写成的80万言读书札记。这部“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的名著问世300多年，始终被学人尊为学术精品，以至成为清代许多文史学家探研的一门显学。
收入《日知录》的作品，短文居多，或数十字，或数百字，超过千字的很少。每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论述精辟，见解独到，学术含金量极高。最闪光出彩的当属自序：“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全文只有61字，倘若减去用以交代书名来源和著者籍贯、姓名的15字，诠释主题只用46字。主要内容是：我自幼读书养成一个习惯，每有心得便记录下来。日后发现心得与新材料或新认识矛盾，便随时修正；若是发现某个见解古人已先我而有，就干脆删除。这部书是我30年的心血结晶，恭候后世方家审正。
从青年学子到古稀老翁，我曾多次诵读这篇序言，每次都为顾炎武严谨扎实、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所感动。“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体现的是他治学严谨认真、学思并重、精益求精的一面；“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以正后之君子”，体现的是他尊重真理、尊重前贤，不贪天掠美，敢把作品留给后人检验的一面。
顾炎武毕生治学一丝不苟，具有强烈的精品意识。譬如，为了编撰《天下郡国利病书》，他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披沙拣金，辑录史料，“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可谓涸泽而渔了。可是，他对此并不满意，仍觉得还须“增补”。于是，他把杀青的书稿“存之箧中”，不肯轻易示人，“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
顾炎武治学的精品意识，源于他对社会、对学术的责任意识。如他在《又与友人论门人书》中所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顾炎武治学善始善终、完整完美。“志”与“业”在他一生的追求中相辅相成，“志”引导“业”，“业”依托“志”。顾炎武治学的宗旨是经世致用。他有一篇札记，标题是“文须有益于天下”。在这篇札记中，他强调“文不贵多”，“夫多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
临近本札结束，想起《论语》中孔门弟子对孔子的评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继之再想，用这两句话做标题，诠释顾炎武的“志与业”，即他的为人与治学，不也是恰如其分吗？
“篇无剩句，句无剩字”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谈到史与文的关系时指出：“夫史所载者事也，史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其意是说，史以载事，史以文传，有作为的史家没有不花力气“工文”的。
史家如何工文？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一个论断：“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今易一字，为多读、少作、多改。”梁氏将前人“三多”中的“多作”改为“少作”，可谓别出心裁，立意全新。虽然“多作”与“少作”只有一字之差，改过之后，“少作”便成了论断的主题和关键。梁氏还要求对“少作”的作品短作，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又说：“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文章的厚薄，即由此分。意思少，文章长，为薄；篇无剩句，句无剩字，为厚。”“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过一篇文章之后，要看可删的有多少，该删的便删去。”梁氏如上所言，特别是衡量一篇文章优劣厚薄的标准，“要看可删的有多少，该删的便删去”，力求“篇无剩句，句无剩字”。这些弥足珍贵的见解，应成为史家笔耕的指南。
当代史学家翦伯赞在《跋宋司马光通鉴稿》一文中的见解，与梁氏的论断大同小异，殊途同归。他说：“近人好为长文，喜厚书。其实文不在长，书亦不在厚，只要有内容就行。当然，如果非长不能尽其意，非厚不能毕其词，我们也不反对长文加厚书，但故意拉长、加厚，就大可不必。”因此，他呼吁史家“学习司马光从两屋稿子中提炼出一部《通鉴》的办法”，提倡史家“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疏而不漏，简而扼要；言必有据，没有空话；事皆可证，没有臆说；文字精练，没有费辞”。
梁氏与翦氏二位大家所言，既是经验之谈，又是经典之论，可信、可鉴、可行。笔者第一次读后，就心向往之，且身体力行，奈何才疏学浅，至今仍收效甚微。即使如此，也大受启发，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感。我常想，倘能“法乎其上，仅得其中”，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