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择偶观念的改变
下岬年轻人的择偶类型经历了从“父母包办”、“介绍婚姻”到“自由对象”的转变,也就是从父母作主到青年自己作主的变化。
2、性观念的变化和表达情感的语言和方式的变化。
在婚前性行为方面,五六十年代,订婚后男女没有获得同居的机会。70年代,通过“照订婚像”的新习俗获得了婚前偶发的同居机会。这种机遇也为真正的恋爱创造了机会。八九十年代,订婚后互访的机会增多,出现私人的亲密空间,导致了未婚夫妻婚前性关系的普遍。需要把农村婚前性行为与城市里的同居分开。农村的婚前性行为里,性和爱并没有分开。他们都是以全心全意恋爱为基础的。
作者把从70年代-90年代之间发生的择偶独立性的趋势,称之为“择偶中的浪漫革命”。概括为三种变化:1)恋爱中亲密关系的增加和订婚后性关系的普遍。2)择偶标准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对个人素质和性格的要求。3)青年人更公开地表达情感。
3、家庭内部夫妻关系的变化
无论是在主干大家庭还是核心家庭,横向的夫妻关系已经取代纵向的父母儿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父母的权力受到挑战,年轻一代的权力有所上升。同时,新时代的夫妻更加追求亲密关系的增长,包括婚前的往来和性关系更有利于婚后的亲密关系,以及教育与夫妻感情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
4、家庭空间重新规划
一是客厅在住所中的重要性加大,成为家庭交际的中心,同时把客厅与卧室分开,有利于隐私权的保护。二是,新出现院墙和院门,让家庭与公众社会之间多了一条界线,从而创造了家庭私人空间的概念。三是,独立的卧室为夫妻关系和夫妻隐私带来最大的影响,一是性方面的方便,另一方面也包含其他方面私生活的空间不受打扰。
5、家庭财产观念的变迁
本章主要是从财产权这个角度来分析作者的主题,作者通过考察分家习俗的变迁以及彩礼的形式变化,来探讨家庭财产是如何聚集、保留和分配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提前分家和系列分家。提前分家,结婚后跟父母居住的时间越来越短,最后干脆直接在新居结婚。这导致:1)“夫妻家庭”的出现。2)空巢家庭出现。系列分家,过去的分家是家中成年儿子全部结婚再一次性分家,现在是只要有儿子结婚了,就开始分家。从而让分家变成一个系列的过程。由于系列分家的过程中,家庭主要财产,比如房子是不列入分家清单的。所以青年夫妇更对分家保持积极态度,这样更方便他们通过彩礼等方式积蓄财产。所以导致进入系列分家的家产越少,通过彩礼等方式进入家产的就越多,分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早。进一步促进了个人财产观念出现,是对传统的家庭财产理念的冲击。
二是关于彩礼。表现在彩礼越来越高,新娘支配权变大,转移到小家庭的时间变早。彩礼本来是指男方向女方家转移的财产,本质是上给家庭的,作为父母未来的养老费用的,这个费用本来是应该等父母百年后通过遗产的方式转交给儿女。但现在由于财产个体化,小家庭化,所以实际上在结婚后就开始转移。为了更多的攫取小家庭财产,从而导致结婚成本也水涨船高。而从形式上看,主要的变化就是原本是由男方父母送给小夫妻的礼物而逐渐变成了金钱。在传统的彩礼形式中,新娘子对彩礼是控制不到了。但是从80年代之后,随着干折的形式出现,新娘子对彩礼的控制越来越大。而后来,就变成了贪婪的攫取了。这种“贪婪”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为将来的小家庭积聚更多财富。
6、孝道的衰落
影响到孝道衰落的原因:
新中国的法律约束了新的父母子女关系,平等的观念与意识形态中宣扬的优老的观念有所冲突。而国家法律对于这种赡养危机并没有好的治理方法。包括现在也是一样,这个危机越来越严重。
公众观念的改变。但现在多个原因导致公众舆论对于赡养危机没有表现出强势的力量。人们会觉得这个是私事,道德标准也在改变,包括上一辈的观念也在改变。
社会信仰观念的改变。作者专门提到祭祖仪式的演变,这种仪式逐渐消失导致传统社会关于父母权威的信念也在消失。思想观念上没有信仰,行为上就会更加放纵。
经济剥压和市场经济的逻辑。由于一次次的国家和社会动运动导致老一代村民在经济上已经剥夺的差不多,没有经济资产的累积,没法行使对子女所谓的“现实责任”。也是导致子女对父母观念的转变。
7、生育观念的变化
年轻一代不愿意生,不愿意多生。原因是:
一是经济因素,抚养子女的成本增大,养不起或者照顾不过来。主要还包括对子女的养育费用和结婚费用。还有儿女对父母的“经济价值”也再下降。
二是人口学因素。持有新生育观的夫妇往往都是生于在70年代初的一代,他们的成长环境已经跟父母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有了很大的差别。这两代人对子女的意义理解有别,而且从个人生活意义的角度来理解。更多的开始追求个人幸福,更加个人化,物质化。
三是性别因素,主要是妻子地位的上升。妻子在家庭里起到的作用更大,冲击了男性主导的生育观
四是社区因素,村风村俗的变化,宗族观念的弱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