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过秦论》可谓千古名篇，语言汪洋恣肆，布局别具一格，思想切中要害。下面先总结一下《过秦论》三篇中重要的思想内容：
一、秦统一全国的原因：
（1）优越的地理位置。“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
（2）吞并天下的野心。“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3）变法后国富兵强。“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
（4）高明的外交政策。“外连衡而斗诸侯”。
（5）对正确政策持之以恒的实行。“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
（6）新增的地盘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取西河之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7）六国的矛盾与短视。“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
（8）兼并战争的胜利。“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
二、秦朝灭亡的原因
暴政引起人民的齐心反抗。“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
暴政的具体表现：
1.徭役繁重、赋敛无度、严刑峻罚、吏治残苛。“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
2.刚愎自用、禁绝谏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
读完《过秦论》后自己的几点看法：
一、除了贾谊的分析，秦朝被推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山东六国民智未闭，尚具有质疑和反抗精神。而秦处于偏僻的关中地区自古少与四方进行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且吕不韦执政前秦国不重文教，再加上商鞅变法的种种愚民政策，一百多年来秦人已经习惯于不合理的统治，逆来顺受成了定式，于是秦始皇和秦二世以为适用于秦人的政策法度也可以推广到天下，结果秦朝为天下所颠覆。在愚民的过程中，秦朝统治者也在自愚，因为把民众当成了没有思想、任劳任怨的牲口后，统治者自身就缺少了危机感，于是开始不思进取、不讲情理、不容谏言，逐渐丧失了本就极少的治国能力，这样的君主不可理喻，只能用武力推翻，所以张良雇勇士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为了报仇只是一方面，始皇被刺死会造成新的天下大乱、新的灾难祸患，如果不是张良觉得秦始皇的统治已经残暴到极点、丝毫不能容忍的话，以他持重又深思熟虑的性格是不会做出如此惊天冒险之举的。
二、分封不合时宜：贾谊认为秦二世为避免亡国应“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并说周朝国祚长久的原因是“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贾谊提倡分封功臣是认为如此可以“礼”天下，目的是通过拉拢一个阶层使其帮助皇帝维护整个国家的统治秩序。但是中国的历史多次证明，这些受封的贵族最有可能挑战统治秩序，因为有了权力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后，一些人的野心会跟着膨胀，尤其当中央对封国的控制变弱时。轻则藩镇割据，重则起兵篡位，所以封国是皇权和原有统治秩序的最大威胁。而西周统治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大多数统治者“以德治国”，当周厉王、周宣王和周幽王实行恶政后，纵然有众多分封的诸侯，国家照样走向了灭亡，等到了东周，周朝统治也就名存实亡了。
当然贾谊也认识到了强大的诸侯对君主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他在另一篇政论文《治安策》中指出应“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但是诸侯过多会增加国家的食利阶层，既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会增加百姓的负担，所以分封制仍是不可取的。
三、贾谊不善进谏：《过秦论》虽是政论散文，但不论如何是给当朝统治者看的，所以归根结底是谏言。但是《过秦论》的语气过于刚硬，开篇、正文以及结尾没有一处谦柔迂回、顺从君意的言语，也足见贾谊平日与汉文帝讨论问题时咄咄逼人的架势，这会让被劝谏者很抵触，产生防备的心理。一般人被人用批评教育的口吻提建议尚且不易接受，更何况位于九五之尊的皇帝，就算温良如汉文帝也会对此心存不满。贾谊见解独到、才华横溢，他的被贬不是几个大臣的谗言就能做到的，实在是城府很深的汉文帝自己想“屈贾谊”以杀杀他的锐气和锋芒。苏轼就曾指出贾谊的另一篇政论文《治安策》的开头不妥，《治安策》道：“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苏轼在《贾谊论》中评论道：“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岂止是痛哭，简直是对汉文帝的全盘否定。贾谊自以为如此夸张高调才可以引起君主的恐慌与重视，使君主对其言听计从，但这样却恰恰招致君主的愤怒与排斥，所以贾谊的种种高明建议直到汉景帝、汉武帝时才开始真正实施，而贾谊自己早已抱憾而亡了。说到底，还是贾谊的自我表现欲太强，想突出自己的高明而全然不顾被劝谏者的感受，所以《过秦论》、《治安策》等的磅礴气势只会被读者称赞，却得不到当权者的青睐。
其实各朝的统治者们也可以赏识谏言献策者周全的思虑和随之产生的气势，只不过很重要的是如何把统治者的情绪引导到与气势的共振上。苏秦起初没有得到秦惠王的任用就是因为犯了同贾谊一样的毛病，一上来就谈正事且滔滔不绝地排比夸张，所谓用力过猛，这决定了不管秦惠王是否认可苏秦的观点，他都不可能被留用了。而张仪进言秦惠王时的开头则是：“臣闻之，‘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不审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大王裁其罪。”张仪后面的言论在气势上也绝不输于苏秦，但他被任用就在于开头把君主的心理安抚得很到位，而不是给人以当头棒喝。
所以《过秦论》是有见地的艺术价值很高的文学作品，却称不上合格的进谏之作，更不能成为贾谊的进阶工具，这种风格反倒成了他进一步施展才能的绊脚石，而他缺少耐性、急功近利的性格竟也最终要了自己的命。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说明了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如果本身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都不过关的话，就谈不上治理国家了，只能像贾谊一样让后人为之惋惜。这里不得不提起王勃，他的文学水平比贾谊更胜一筹，可是他比贾谊更早逝，28岁时落水被人救起后惊悸而死，一代英才就此陨落，多少文采华章消于无形，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他的理想再不能实现，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哀与无奈又深重了几层。可见人生在世旷达与坚韧的品格必不可少，脆弱的心灵支撑不住与皇权、佞臣、世俗等等残酷的现实的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