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紫叶；苏珊·布朗米勒写《女性特质》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提出适用于未来有关于女性特质的新定义，从而在道德上或身体上给女性约束；而是探索女性特质的根源，阐明几千年来女性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藩篱，以及女性特质在心理上对女性的控制。女性特质并不等同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规训下，女性特质将男女之间的差异成百上千倍地夸大。女性特质在身体、发型、服饰、声音、皮肤、动作这些方面给女性以规训，通过这些规训限制女性的发展，让女性心甘情愿地回归家庭、照顾孩子，做一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和母亲。对女性特质的抨击并非是在攻击女性，而是在攻击这些具有女性特质的女性身上所呈现出的男权的影子。
苏珊·布朗米勒写道，“极端化的男性特质可以去伤害别人（强奸、家庭暴力、街头犯罪、打架以及与此相关的不愿服输），而极端化的女性特质所能伤害的仅仅——是仅仅！——是她们自己。”在字里行间中，显示着苏珊对拥有女性特质的女性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女性遭受家暴选择隐忍，选择一次又一次地原谅，究其根本是女性特质在作祟。
女性特质使女性在接受“美丽”、“纤细”、“动人”等形容的背后，也将女性限制在种种藩篱之下。女性特质教导女性不能目无男人，女性特质训练出来的女性通常会使男性显得更加阳刚，因此女性特质会让男人感到高兴。在男权社会中，男人建构出了令自身感到高兴、显得阳刚的女性特质，但女性特质对女性来说，并不是让人舒服的存在。女性特质教导女性要漂亮、优雅、约束言行，不能有雄心，要丢下工作去照顾生病的家人，家人有烦心事儿或感到孤独时要去照应他们。在女性特质的规训下，女性全部的生活重心都在照料家人、关心家人上，她们在公共空间中存在感越来越小，甚至跟社会脱节。故而，女性在被家暴后，选择隐忍，选择一次次原谅已成为家人的丈夫。女性特质规训女性要学会隐忍，一次次隐忍的背后，被家暴的女性并不明白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女性要明白，女性特质是男权社会规训女性的产物，女性特质中看似是美德的东西不过是控制你于无形之中的藩篱。一次次的原谅、一次次的隐忍，只会使伤害进一步扩大。在《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的调查报告中显示，受家暴女性较少寻求支持，仅有7%会在遭遇家暴后报警。而另一项关于我国家庭暴力的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暴力发生率为29.7%—35.7%；家暴受害者9成以上为女性；有16%的女性承认曾遭配偶殴打；每年约40万个解体的家庭中，25%缘于家庭暴力；57.51%的人认为家庭暴力只是家务事。
女性要摆脱女性特质的束缚，男女之间生理性别的差异并非如女性特质中所提及的那样夸张。抛开隐忍、抛开原谅、抛开女性特质的规训，在遭受家暴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避免伤害进一步蔓延。
2.现代社会的“三寸金莲”
从“三寸金莲”到“新三寸金莲”，女性身体以及服饰的变化同样是时代变迁的见证，但不曾改变的是新旧“三寸金莲”都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压迫的结果。不仅仅只有中国的三寸金莲，欧洲的塑腰、埃塞尔比亚的唇盘、缅甸的长颈项圈……这些的出现并不是让女性更方便舒适，而是为男人觉得好看而设计、为男权的审美而设计。表面看来是为男权的审美而设计，但“三寸金莲”、“塑腰”、“唇盘”、“长颈项圈”……真的美吗，真的符合当时的审美吗？其实不然，甚至有些畸形，男权社会制定出这样所谓“美”的标准，究其根本是男权社会喜欢控制女性，将女性规训于畸形美的审美标准中，这些审美的标准会使女性的日常基本生活受到限制，更别说对女性发展的影响了。通过这些来限制女性的能力，来展示自己的绝对权威与雄风。
如今“三寸金莲”已被“七寸高跟”所取代，“七寸高跟”成为了“新三寸金莲”。苏珊·布朗米勒在书中提到：“从根本上说，女用鞋类并不一定需要高高的鞋跟。它所需要的一切无非是一个精致的障碍物，阻止她在乡村小道上或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走上超过半英里的路程。”高跟鞋的发明并非是针对女性，最初高跟鞋的出现是方便人们骑马时扣紧马镫，之后成为了贵族中流行的时尚的玩意儿，专门针对身材矮小的男性通过低跟粗跟设计的高跟鞋让自己看起来高大。之后高跟鞋成为了女性的专利，但其从低跟粗跟逐渐转变成高跟细跟，这样细跟高跟的高跟鞋的设计并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正如书中所说，“女用鞋类并不一定需要高高的鞋跟”，这样设计给女性的高跟鞋穿起来并不舒适，对人体会造成无法治愈的伤害。在某些工作场合，要求女性穿高跟鞋似乎成为了一项不成文的规定。今年五月的坎城影展上，主办方要求女性穿高跟鞋出席，克里斯汀·斯图尔特是今年的评委，在红地毯上拍照时，不爽主办方这样的规定，当即脱掉了高跟鞋，此前的戛纳红地毯上斯图尔特也因受不了细跟高跟鞋当场脱掉。鞋跟过高过细，影响了人体的自然体态。
很多女性会说，自己喜欢高跟鞋、喜欢塑身衣……因为高、瘦、白、美符合着主流审美，但是在这样影响人体自然体态的主流审美背后，隐藏的是男权的深深用意。为什么许多女性让自己迎合着自身感觉不是那么舒服的主流审美呢？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的一句话可以解释：“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男权社会建构了女性特质，并以此来限制女性的发展。许多女性深知女性特质是男权社会给予她们的藩篱，但她们之中的许多人却逃不出男权审美的规训。
3.对女性来说什么是自由
法国女权主义者科莱特·格劳蒙注意到，“女人身上总是背负着她称之为‘多种多样的负荷’，主要是出于尽到家庭角色的义务而常常带在身上的各种东西——怀抱着孩子，手里拿着孩子食品和玩具，或是提着杂货袋，胸前抱着从干洗店取回来的衬衫。女人很少体会到空着双手甩开膀子行走的自由。”在“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愈响愈烈的今天，女性是否真正体会到了空着双手甩开膀子行走的自由？女性是真的没有雄心吗？这些负荷“极大限制她们从事其他工作的机会，进而使女性的价值在一般意义上以及经济体系中受到削弱——毫无疑问，男性主宰着生产的手段和权力的平衡。”国内的一些科学家安心做研究的原因之一就是：无需背负这多种多样的负荷。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她的先生包揽全部家务，大女儿从小上全托班，小女儿送到老家寄养；获颁“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弥曼在女儿只有1个月大时交给了女儿的奶奶带，女儿十岁时才回到她的身边；如今被普林斯顿受聘担任终身教授的颜宁，曾经是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妇产科学之母林巧稚，终身未婚，没有孩子。
2011年政协委员张晓梅在其微博中发表了其提案观点：“鼓励部分女性回归家庭是时代新思考。中国女性为争取实现自我价值做了长久不懈的努力。女性回归家庭并不是时代的倒退，而是更利于国家民族长久发展的智慧。我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面临着越来越多社会问题和矛盾，需要集全社会的共同智慧去研讨和面对。”这位事业有成的女性作为政协委员居然提出让女性回归家庭，并将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办法归结于女性。专注事业也好，回归家庭也好，这都应该是女性自由的选择，用这样的提案以及舆论导向用号召的方式让女性做出选择，不仅是将女性强行从公共空间中排挤出去，更严重的干涉了女性选择的自由。这个提案、舆论导向以及男女比例的失调，使本不宽裕的女性职场空间更加狭窄，最新的数据表明：90后新晋妈妈有70%放弃职场回归家庭当全职妈妈。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真的有选择的自由吗？
最后，就如苏珊·布朗米勒所说：“希望有一天女性的理想不再被用来使男女的不平等永远存续下去，而且也不需要夸大性别的特性才对自己的性别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