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梦柯。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自行觉悟之阶级。
用了两天时间看完吕思勉先生这本小册子，虽有书友认为其内容多为作者的观点，于历史而言，缺少客观性，读完后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三点——阶级分化的成因、对历代政治思想的二分法及对先秦诸子的态度。
作者认为，原始部落的生活，大体可分为渔猎、游牧、农耕三种，“大抵山林川泽之地，多从渔猎径进于农耕；平原旷莽之地，则从渔猎进化到畜牧”，渔猎涉足的范围小，养活的人口少；畜牧渐渐畜养牲畜，而农耕民族则垦田定居，就其文明程度而言，农耕民族胜于畜牧民族，畜牧民族胜于渔猎民族。然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其性质爱好和平，故而在与被迫扩张的游牧民族斗争时，往往落败，沦为被统治一方。以炎黄执政为例，相传上古帝王，“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伏羲民族是为游牧民族，伏羲之后是神农氏，“神农”二字就判定其为农耕民族，而与神农氏对抗的黄帝族居于河北涿县，是为游牧民族，阪泉涿鹿之战，黄帝族破神农氏，即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的事迹。可见，黄帝乃是侵略方，征服炎帝部落后混合为“炎黄族”。以此，作者认为，中原民族是侵略民族而非被侵略民族。
在农耕社会内部，存在稳定而良好的规则，成员也仅有男妇、老幼的区分，因此不存在明显的阶级。被游牧民族征服之后，便诞生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种阶级。由于作为统治阶级的游牧民族不事农桑，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靠被征服的农耕民族劳作，便产生了统治者“治人而食于人”，被统治者“治于人而食人”的现象。阶级明显分化，由此产生。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为贵族（征服阶级中掌握政权的人）、平民（征服阶级中的平民），被统治阶级沦为奴隶。起先，征服阶级与被征服阶级矛盾尖锐，所以贵族与平民相去甚近，平民与奴隶相去甚远；后来，征服阶级与被征服阶级平和关系渐长，掌权的人则权力更加发达，征服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此时，贵族与平民相去甚远，而平民与奴隶又关系渐近。此则为贵族、平民、奴隶三阶级的关系。上古至春秋后期阶级关系可依据这一观点考察。
至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发现奴役征服阶级劳动，其劳动效率不及让其自利，多数人粗耕广大土地，不如一家一户精耕。因此，私有制诞生，伴随生产力进步，工业渐渐脱离农业独立，交换频繁，因此专司交换的商人阶级由此出现。商人阶级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处谋利，任施高利贷，致使农人失地，投靠富豪，成为佃农、奴隶。阶级变动，商人与地主豪强阶级崛起，两者政治权力剧增，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矛盾凸显之时，王权自然扩张以解决社会问题，而代表政治权力的，不是拥有采地的封建主，而是国王所信任的官僚。此时，由新兴工商家、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没落贵族组成的官僚阶级诞生。至此，商人阶级、地主阶级、官僚阶级诞生了。战国时期的阶级关系可以依此考察。秦时统一，已灭六国贵族，任用官僚，汉时又灭秦国贵族，官僚阶级因此掌握皇帝给予的政治权力。
无论征服阶级还是官僚阶级，都有治理思想，这便是“政治思想”。作者将思想分为进取派与保守派之分，其划分标准虽由行为而定，但背后驱动的却是公心与私心。进取派看到社会之弊，在公心的驱使下会采取行动，创立制度和事实来兴利除弊，从表面看，是好的阶级把坏的阶级消灭掉。然而，吕先生曾有一治理名言“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自行觉悟之阶级”，便是好的阶级掌权，其弊仍难革除。其理由有三：其一，理想的本性，总想做到十分，一落入事实界，就只能做到两三分了；其二，大多数人总是平凡的，好的阶级团结起来，先公益而后私利，是无有可能的；其三，好的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后，往往欲少做事而多发财，而才智之士又多升入统治阶级，官僚发展有如西方唐斯卡宁之官僚增长模型。据此三点，公心驱动下的派别往往不能做好治道，反而会在私心驱动下诞生坏的制度与事实，此时，保守派便振臂而呼，如此做事，倒不如一事不做。因为进取不仅不能解决原弊，反而导致新的弊端，一弊加一弊等于二弊，不如放任一弊。这是保守派的立足之地。儒家与道家之争、汉代黄老与儒生之争、宋代新旧当人之争，以此观点代入，发现无不是进取和保守之争。
作者对诸子百家之思想更是新奇，他认为，“先秦诸子的思想都是落伍的”，因为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时代。先秦诸子皆放眼向后看，实则名实分离，理论与实践不符。农家代表神农时期的思想，政府毫无权威，而经济方面物价论量不论质，乃是空想乌托邦。道家代表黄帝时期的思想，主张柔弱无为，其时就君主而言刚强躁进者多，易引火自焚，因此《道德经》中说“柔弱胜刚强”，其时人民文明程度低，没有“为”的资格就，然而，动荡的变革社会到来，万物化而欲作，恐怕不是“无名之朴”就能镇得住的。墨子之道取之于夏禹之世，其时遭水患，因此激起上下一体，不分人我，共同对敌，因此墨子主张节用、兼爱、非攻，辅之以尚贤的取才制度和明鬼的宗教思想把社会成员结合在一起，自己也组织墨家游侠“赴汤蹈刃，死不旋踵”以解决社会问题。墨子之道救世或无不可，然而，如何实行？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自行觉悟之阶级，急公好义、抑强扶弱的人能有几何。同样败在这个逻辑下的还有儒家，治天下绝不是一人之治，总是一个阶级去治，儒家所倡导的教化，与君主而言毫无效力，于人民而言，则不闻不问，视为做戏。法家则是先秦诸子中，最为新颖的，其主张限制官僚权力，一则安君，保证君主权力，一则保民，遏制官僚弊端，因此深得国王与人民的支持，故而于秦时大行其道。作者认为法家之弊在于国家、社会不分，致使国家权力扩张，其进取的公心将国家严峻制度带入人们生活的社会，扰乱正常社会生活，因此反而无功有罪。秦汉后世治道，往往儒法兼用，以儒家仁政抚慰百姓，取得平民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以法家治官，防止官僚乱政。
作为中国政治思想的源头，先秦思想影响深远，诸子及其思想是如何诞生的为何会产生，有何功用，有何弊端，都可以依上述三种观点来思考，这也是这本小册子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