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写过很多书，真正可谓著作等身，末学愚钝，本不敢哓哓置喙！然就所感而记录之，又似无不可。
钱先生的《师友杂忆》，乃八十高龄后对师友的回忆文字，先生自谓“余自幼志学，老而无成，妄有自述，岂不腼颜。惟生平师友，自幼迄老，奖劝诱掖，使余幸能不虚度此生。”，其情致款款，读之令人感慨！
老辈学人修业进德，注重良师奖掖、友朋夹持，于其杂忆师友间，一线所贯串乃先生一生求学、著述与为人，其精神与生命自现矣。钱穆先生以一中学生之受教育程度，“一意自读书”，卒成当世大学者。其间，所读何书、读书之次第、学问门径之摸索如何？一生名山事业之缘起，如何研习撰述？得何人指点提携，与师友切磋琢磨情形如何？长达数十年之“自读书”，如何日就月将而不堕？这些问题均在对师友的忆述中呈现出来，无不让人感到兴趣，亦可以让青年振刷精神，得自学之门径！我心生一愿，对于书中人事一一考之，当得一恢弘画卷耳！然资料难得，学力不逮，迄今无所成。
先生云:“惟此七十年来，世风时态，骤变亟转。余所追忆亦可使前世风范犹有存留。读此杂忆者，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
先生处“骤变亟转”之世，生晚清，由私塾而新式小学而中学；民元始为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数校教书；更兼亲历公元1949年之沧海桑田，在港惨淡经营新亚书院，后迁台著述。其所见闻，以自觉之眼光，一一缕述之，自然能为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添一客观之旁证”。书中为我们贡献了教育界、学术界许多研究资料，对于把握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潮及其流变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在《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序言中说：“本书主旨是把本人一生，在国内、在海外，每一阶段的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卑不亢地忆述出来，而且还不时做些严肃的自我检讨。我相信，唯有如此做法，此书才可望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此诚是现代学人之精神。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一书正可与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相参阅。
将先生目为一现代学人，可也！然其终不失为一儒者，洵洵有古风焉，或者为后辈学人所不逮。
“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纷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
“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
“千年前人一词句，可使千年后人诵之如在眼前，此岂随手拈来。而近人乃以死文学目之，真可大笑”
其中兴亡之感与移易之志跃然纸上矣！先生云“有心世道之君子，其或有所考镜”，其言不诬也！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将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对照起来读，如何呢？对于生命与世道，对于自我，谁有真认识呢？
